研究报告丨数字经济新蓝海：契机与策略
来源：政产学研 发布日期：2022-12-14 点击量：
前言
一、未来已来：数字经济新蓝海
（一）数字经济“非凡十年”
1.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的强力支撑
2.数字产业化成为稳增长的稳固基础
3.产业数字化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二）数字经济新生态
1.底层逻辑：硅基文明的来临
2.运行机制
（三）“数字政府”大踏步建设
1.政策规划密集出台，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加速
2.统筹资源集约建设，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3.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政务网络要求逐渐提高
二、数字经济新蓝海带来的新契机
（一）推动产业转型
1.需求侧作用机制
2.供给侧作用机制
（二）促进绿色发展
1.打牢要素基础
2.提供广阔空间
3.提供根本保障
（三）赋能乡村振兴
1.助力农业生产
2.助力农民生活
3.助力农村政务
（四）助力共同富裕
1.赋能宏观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缩小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保障
3.缩小人群收入差距，为共同富裕攻破重大难题
三、“拥抱”数字经济新蓝海的实践策略
（一）加强制度创新，为数字经济新蓝海“保驾护航”
1.加快构建且细化数字经济规范化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2.不断完善平台监管市场竞争机制
3.进一步提高算法和数据的公平性、开放性
（二）协同联动发展，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1.构建“一揽子”政策引导体系，充分释放企业融合新活力
2.完善“卡脖子”技术攻关体系，塑造双向融合新力量
3.不断改善数字营商环境，打牢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
（三）聚焦数字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新蓝海“根基”
1.加快建设大数据中心，建立新型算力基础设施
2.推动工业互联网深化发展，重塑工业生产体系
3.推动5G产业取得突破发展，建设升级版信息“高速公路”
（四）合理布局元宇宙，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1.加快元宇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建设元宇宙数字基础设施
2.高度重视元宇宙人才培养，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3.理性拥抱元宇宙，适时布局“新赛道”
结语
学习思考：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三、 利好举措密集出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向“深蓝”
1.系列举措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路径
3.破除转型困境需多方发力
四、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上海浦东新区金桥5G产业生态园
1.五大平台落户，招新引优
2.三大产业引领，“智”造未来
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21.6%增加到39.8%；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领域中；当前，我国已成为产业局部领先、规模优势显著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数字经济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论述，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大量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展望2035年，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十年来，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经济活跃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持续加码的政策激励下，数字经济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逐渐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一、未来已来：数字经济新蓝海
（一）数字经济“非凡十年”
1.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的强力支撑
（1）数字经济规模迈上新台阶
2021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数字经济规模高达45.5万亿元，较“十三五”初期增加1倍多，同比增加16.2%；占GDP比重为39.8%，较“十三五”初期提高9.6%。疫情是数字经济的“试金石”，不管是在“抗疫”过程中，还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领域都发挥着“稳定器”和“加速器”的重要作用。
（2）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效果明显
2021年，全国各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制定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发展规划，明确相应的目标和任务，数字经济发展在中国“遍地开花”。首先，从发展规模方面看，2021年全国有16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万亿元，与2020年相比增加3个，主要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其次，从经济贡献方面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数字经济的GDP占比都在50%以上；同时，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的数字经济占比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最后，从发展速度方面看，重庆、贵州、天津、浙江、湖北等地的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增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重庆、贵州的数字经济增幅都在20%以上。
2.数字产业化成为稳增长的稳固基础
从发展规模看，2021年，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达到8.4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11.9%，占GDP比重为7.3%。从结构角度看，数字产业化结构呈现出维持软化的趋势，ICT服务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行业和软件产业的占比小幅增长，较2020年分别增长0.6 %、2.13%，电子信息制造业和电信业的占比小幅下降。
从内部细分行业看，电子信息制造业在经历波谷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1年全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加15.7%；电信行业维持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2021年电信行业的收入稳步增加，累计收入达1.47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8.0%；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不断发展，2021年的业务收入高达1.55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21.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21年全国规上企业超过4万家，累计收入达到9.5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17.7%。
3.产业数字化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第一，工业互联网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方法论。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迈向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形成数字化管理、服务化延伸、网络化协同、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智能化制造等典型模式。一方面，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广度不断扩宽，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落地后，目前我国已成功培育了150多家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工业企业超160万家，广泛部署在包含装备、消费品、原材料等在内的31个工业重点门类，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程度日益加深，从生产管控、设备管理等环节逐渐扩展到工艺优化、研发设计、供应链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当前，全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超过7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达到55.7%。此外，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水平也在快速提升，实现与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5G+工业互联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成果显著。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包含医疗、教育、办公、旅游、餐饮和零售等在内的传统服务市场成功实现线下线上的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从电子商务领域来看，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网络零售保持迅猛发展态势，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规模高达13.1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4.1%；其中，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规模为10.8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2.0%，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为24.5%。社交电商实现高效、广泛应用，2021年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的直播场次数累计量超过2400万场、活跃主播数量在55万人以上、直播商品数量超5000万个、累计观看人次超1200亿。从网络支付领域来看，我国网络支付体系日益健全，大大提高了消费便利度。2021年，全国移动支付金额高达526.98万亿元、涉及业务超1512亿笔，较2020年分别增加21.94%、22.73%。网络支付工具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央行提出要加速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相关标准，破除支付服务互联互通困境，推进各App与条码的互扫互认。此外，数字人民币加快发展，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808.5万个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开立个人钱包数累计达2.6亿个，交易金额超875亿元，涉及购物消费、交通出行、餐饮服务和生活缴费等众多领域。同时，网络视频、在线医疗、在线办公和网上外卖等数字服务也在迅速发展，截至2021年末，其用户规模分别达到9.75亿、2.98亿、4.69亿和5.44亿。
（二）数字经济新生态
1.底层逻辑：硅基文明的来临
世界上任何有机生物，均是由以碳原子为核心的有机物所组成的生命体，人体同样如此，计算机则属于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的物质形态，硅元素是其重要组成元素。中国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其作品《乡村教师》中，就提到了宇宙中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间的竞争 或许硅基与碳基将成为构造未来世界的两大基石。所谓“碳基文明”，主要是指文明的发展紧紧围绕“碳”元素，人们依靠“碳”取得能量，日常生活生产都离不开碳基燃料。所谓“硅基文明”，主要是指文明的发展以“电子”“原子”为核心，将计算与能源有机结合，推动人类朝着更高级的方向进化。从进化速度看，碳基文明的进化速度比较慢，人类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踏入青铜器时代；在硅基文明时代，人类或许只需花费数十年的时间便可迎来太空时代。
在了解碳基文明与硅基文明变迁的基础上，便可以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当今时代的基本面究竟是什么呢？既不是大国崛起也不是二胎政策，更不是中美贸易战，以上都是比较单一的影响因素。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就是，从碳基文明时代迈向硅基文明时代，而区块链则是从碳基文明转向硅基文明的“映射器”。
首先，比特币的诞生使得“算力”有了全新的定价方式，9年时间比特币的价值涨幅超过10万倍，目前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比特币交易人群；在新疆、内蒙古和四川等地，挖矿专区比特币已然成为技术爱好者的计算“试金石”。其次，区块链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分工和协作的效率。所谓“区块链”，实际上就是分布式的数据账本；人和人、人和物以及物和物之间的数据信任关系，都能够通过区块链体现出来，区块链将各种数据映射到区块链账本中，构建起强大的信任关系。比特币重新定义“算力”价值，区块链利用技术实现万物间的高效分工和协作，大幅降低信任的成本，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这是从碳基文明转向硅基文明的“映射器”，区块链同样是符合未来文明发展方向的技术之一。未来文明，必定是由碳基生命和硅基物质共同组成的复合文明形态，而区块链的广泛应用则加快了其到来的步伐。
作为未来硅基文明的基础形态，区块链必会重塑现代硅基文明的基本架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都会由于区块链的应用而出现明显变化；将来，此些技术都将会以基础生产资料的方式融入区块链网络体系中，建立起真正的“万物互联时代”。数以万亿计的物品与设备，将会被链接与计算，区块链则是链接万物的“桥梁”，进而迈向硅基文明时代。
2.运行机制
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具备自主性、动态性、泛在性以及演进性等诸多特征，系统中的价值群落、数字种群和中枢企业分别扮演着分解者、消费者、生产者的角色。三者的高效联动，形成了良好的物质循环、能量流通以及信息传递。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是高开放性的动态系统，与数字生态环境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系统通过持续性的能量摄入，同时排出代谢过程形成的熵，此种互相关联的子系统和各组种群间的行为就是熵交换。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功能是消费与生产，系统在分解、消费及生产环节往往伴随相应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互相依存、共同作用。在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中，顾客深度融入价值创造过程，与中枢企业共同扮演生产者的角色。作为一级消费者，顾客可以享受购买、娱乐、社交、交易等有关服务；顾客消费时形成的行为数据、信息数据以及交易数据等提供给二级消费者，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来分析和处理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为中枢企业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对于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健康性，主要可从系统的效率、适应性和完整度等方面着手进行评价。系统活力象征着系统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效率，系统能量摄入越多，物质循环效率也就越高。在系统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后，可以快速恢复到原始状态，此种能力就是生态系统具有的恢复力。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具有十分复杂的网络结构，且会跟随系统升级而展开自调控与自维持；在系统受到干扰时，越复杂的网络结构越健康，避免外界干扰的能力也就越强。
（三）“数字政府”大踏步建设
1.政策规划密集出台，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加速
首先，从国家角度看，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纲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数字政府建设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到2035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体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备。”政策规划的密集出台，将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
其次，从地方角度看，截至2022年6月，全国已有超五成的地区发布了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专项规划文件；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在政务改革中的应用实践。“数字政府”的概念，其实在各地政府的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早有提及，一些数字化发达的城市在全国率先开始建设数字政府，2017—2018年发布了大量与数字政府相关的规划文件。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相继出台了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比如2021年6月浙江发布的《浙江省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现代政府，达到省域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作用。”；同月，广东发布了《广东省数字政府省域治理“一网统管”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构建全省纵横联动、五级协同的‘一网统管’工作体系，建成技术先进、数据赋能、灵活开放、安全可靠的‘1+3+5+N’架构，实现省域治理‘可感、可视、可控、可治’，打造全国数字化治理示范省。”
2.统筹资源集约建设，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高
第一，“政企合作，统筹集约”是各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制定了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基本原则、具体目标和关键任务，对大数据平台、政务云平台以及电子政务外网等核心基础设施进行了统筹规划。并且，各地都设立了专门机构部署相关工作，各地都设有以省、市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同时将零散分布于各部门的政务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管理以及公共数据管理等各类职责进行整合，建立以数据治理及统筹为主要抓手的实体机构，例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大数据局等等。从建设方式来看，伴随政府采购服务思想的日益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逐渐被地方政府所接受。由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行的“政企合作+管运分离”模式，逐渐从广东推广到内蒙古、湖北等多个地区。
第二，加快集约化平台的构建及应用，助力“降本、增效”。现阶段，各地转变以往的分散建设方式，强化区域统筹，集约化进行数字政府的建设。当前，全国省级及主要城市已基本完成政务云平台的建设，从而有利于促进各地资源的整合共享。比如，电子政务外网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各级政务专网正转向于电子政务外网，在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政务网与政务云外，以共享政府数据为主要目标的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如火如荼”。
第三，突破数据壁垒，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各地政府紧紧围绕政务数据共享的目标，突破数据壁垒，对政务数据展开高效治理，建立起人口、法人等各式各样的共享主题数据库，为一窗办理、移动政务以及线上审批等政务服务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19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式投入应用，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多个政府部门提供了服务，实现了大量业务的“全国通办、跨省通办”。比如，2022年5月，广东省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迎来“四周岁生日”，注册用户规模达到1.64亿；目前，平台已经上线了2500项高频民生服务事项，其中有1116项服务已实现“零跑动”，累计业务量超350亿件。
3.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政务网络要求逐渐提高
电子政务发展为建设数字政府打下了良好基础，尤其是全国一体化电子政务外网，具有接入部门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等优势，是承载各级政务服务应用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数字政府建设的日益深化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网络的健壮性、安全性以及可靠性等有着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业务种类及数量日益增加，政务外网带宽要求更高。伴随城市应急管理、智慧平安社区以及公安雪亮工程等众多项目的全面落地，视频监控类数据呈几何倍数增加。伴随政府内部办公模式的变革，远程执法监管、桌面云、远程视频会议等新型办公应用逐渐普及，政务网络对于带宽、时延有着更高的要求。除此以外，随着政府各类专网与电子政务网的整合，对于电子政务外网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政务网络运行、管理和维护的复杂度不断提升。电子政务外网承载着语音、视频、政府热线、普通办公、移动办公以及网上办事大厅等诸多业务，再加上不同的建设历史阶段，资源分散、技术复杂、管理要求高，如何实现政务外网的“简化管理、智能运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数字政府的安全风险，应构建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机制。政务数据与政府、群众的信息安全息息相关，伴随在线政务服务事项的日益丰富，政务数据积累量越来越多，因此需高度重视政务外网的安全性。现阶段，有些政务外网在安全设施和链路安全层面仍存在些许不足，对于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应当选择安全系数更高的物理隔离系统。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同步建设，需要城市建立起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建设，涵盖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城市大脑、平安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城管等众多领域；上述智慧化的场景应用均需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等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和传递，同时与政府数据进行高频互换、分析比较，最后将结果反馈给各政府部门。
综上所述，政务网络基础设施已不再纯粹是为电子政务提供服务，将来必定会与数字政府甚至数字孪生相融合。所以，需要加强数字政府全光网建设的顶层设计，发挥好“5G（第五代移动网络）+F5G（第五代固定网络）”的技术优势，编织起“低时延、高速度、高带宽”的城市光网。
二、数字经济新蓝海带来的新契机
（一）推动产业转型
1.需求侧作用机制
从需求侧方面看，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的机制主要包括新需求创造机制、制造与服务融合机制。
（1）新需求创造机制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新消费需求促进产业转型。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服务与产品已成为全新的市场需求增长点，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对于数字化服务和产品的消费层次日益丰富、规模不断增长，数字化服务与产品的长尾效应、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对于新兴供给起到重要的需求创造作用。其次，数字经济会加快淘汰无法满足市场要求的产业及企业，发挥反向淘汰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低成本、小批量、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是大势所趋，可以精准捕捉且迅速适应此种需求转变的企业则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那些难以适应的企业则会逐渐被市场淘汰。最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全新的商业模式来拓宽消费选择的深度和广度，对消费者的偏好及需求表达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消费者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创造更低成本和更便捷化的途径，从而有助于市场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
（2）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机制
当前，我国已迈入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正是基于此点国家才出台各种政策规划以加快推动“两业融合”。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服务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数字经济发展所依托的新产业与新基建需要大量的服务投入，比如5G、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研发创新和有关的商业及金融业服务。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其关键是工业互联网平台，该平台的主要原理是通过网络收集大量工业数据，同时提供数据建模、分析、管理、储存、展示以及应用开发环境等，这就需要数据服务的长期投入。除此以外，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服务及生产消费的虚拟化和信息化程度，在数字载体的支撑下，推动数字服务延伸到服务业产业链的前后端，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从微观企业角度看，产业融合发展既有利于企业品牌塑造，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从中观产业角度看，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的技术进步在各产业间有所不同，此将会带动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
在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已成功探索出从制造业服务外包，到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的多形态融合方式。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出现以后，形成了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电子制造服务业。此种模式的根本性质是，基于数字技术支撑作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例如，自2016年以来，“三一重工”相继开发应用客户关系管理（CRM）、智慧服务系统、三一客户云等若干数字系统，具有“设备情况实时感知、客户需求及时响应”功能，现已成为国际制造业的“灯塔工厂”。此外，还有些服务业企业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成功实现向制造业的渗透。比如，京东提出的“用户直连制造（C2M）智能工厂”，利用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消费端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需求快速传递至生产端，按照需求制定生产计划，大大提高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的资源分配效率。
2.供给侧作用机制
从供给侧方面看，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的机制主要包括新技术簇群涌现机制、三重潜力释放机制、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
（1）新技术簇群涌现机制
数字经济内生于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组成的智能技术群，由智能技术群领导的包含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起的技术潮涌，吸引更多的创新要素与资源集聚，推动技术与知识的深层碰撞，涌现出大量的创新机会，从而引起社会投资方向的变化。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从传统基础设施到智能化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从服务与产品共享到创新能力与生产能力共享，数据与传统要素深度融合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对于企业来说，新技术会催生出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并且将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企业中有利于企业各类资源要素的重组，从而推动结构转型。对于产业来说，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形成新兴产业，并且在市场体系下通过竞争效应实现落后产业逐步淘汰以及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优胜劣汰效应”，最终实现宏观层面的结构转型。
比如，伴随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国际生命科学迅速发展，生物技术日益创新，新兴产业基本形成。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伴随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在快速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属于新型朝阳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其作用与价值不言而喻。近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规划》提出“顺应‘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新趋势，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药，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更有保障的新期待。”在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浦东再次跑出“加速度”，向前加速推进“临床研究一公里”、向后加速推进“药品入院最后一公里”。在第二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浦东新区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浦东新区产医融合促进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等政策相继出台，重点布局新赛道，推进产医融合发展。在“新赛道”上，浦东制定的具体目标是“致力打造比肩国际的细胞和基因产业地标，为建设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更加有力的战略支撑。到2025年，新增创新产品4-5个，其中1-2个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培养基等关键材料基本实现国产化；若干专用科学仪器和关键设备工艺取得突破；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以上；新增全产业链上市企业5家以上。”
（2）三重潜力释放机制
对于产业结构转型，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更加普遍地表现为其将引起全新的“经济革命”。所谓“经济革命”，必须反映出经济系统三方面的明显变化，即知识储备、社会生产潜力及组织潜力方面的本质改变。从知识储备角度看，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可以提高更多中小企业乃至个体的创新意愿，逐渐拓宽知识外的范围及规模，利用好创新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从社会生产潜力角度看，通过数字化充分释放传统生产制造模式的生产潜力，提高供需适配性，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组织潜力角度看，企业是组成产业的微观主体，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组织模式的革新力量主要源自企业大幅减少的复制成本、搜寻成本、溯源成本、运输成本以及验证成本等，最终反映为企业间与企业内的组织形态转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3）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劳动力培训、教育、技能积累及持续学习等层面具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及长尾效应，有助于增强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在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中，通过数字技术的作用，将会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主要设备间形成相应的数字“链接”，升级成“即时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设备系统，由此大大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在数字技术作用下，企业通过数据链接得以重塑，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不同企业间各种资源的共享，转变企业传统的资源观念，专注于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在数据链接作用下，企业生产运营各环节（包含智能生产、合作研发和精准消费等）的线上服务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能够及时适应且牢牢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的企业将获得全新的发展动能，实现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
（二）促进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带动生产力、生产要素以及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提供更加绿色的生产模式，全方位促进绿色发展。
1.打牢要素基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要素系统，此种禀赋特殊的生产要素为绿色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可行性路径。
第一，数据要素是获取绿色发展信息的关键原材料。当前，数据要素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战略性及基础性资源，数据要素的收集、传输、分析、计算、开放、共享、应用、交易等环节都含有绿色发展的信息特征。基于数据要素提供的信息，人们能够更加精准地掌握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进而采用更为合理的应对举措。第二，数据要素可以打破传统要素的供给限制。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复制环节并不会形成全新的信息与知识，然而此些复制后的数据依然具备初始数据的要素价值，即数据要素不但对于数据拥有者有着非常重要的要素价值，而且对于开发者和应用者也有着相同的要素价值，这有利于构建起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方式。第三，数据要素可以明显提高其他要素的利用效率。数据要素可实现与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有机结合，通过数据分析把握传统要素所包含的信息，替代部分要素投入生产过程，有利于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此外，还可通过物理实体对传统要素产生作用，明显提高其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具有显著的倍增效应。
例如，2022年11月16日，“第二十四届高交会深圳（福田）数字经济产业生态峰会”成功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行，会上福田“数据要素全生态产业园”正式揭牌，这是全国首个与交易平台密切关联的数据要素市场全链条、全生态产业园，未来该产业园将着重布局数据要素科研平台、数据要素行业协会、数据要素产业创投基金、数据登记结算中心、数据交易所等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种支持机构，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抢先占据数据要素市场高地。
2.提供广阔空间
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通过产业变革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方面，产业数字化通过产业创新与产业融合形成若干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最终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第一，以共有数字技术为前提，在ICT行业边缘或内部率先形成全新的交叉或融合产业，导致原本清晰的产业界限日益变得模糊，进而奠定产业融合的坚实基础。第二，伴随产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产业融合则将打破ICT产业边缘或内部的局限，彻底打破传统产业间的界限。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链条、全角度、全方位”的变革，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对于绿色发展的叠加、放大及倍增作用。第三，产业从初步融合迈向深度融合的过程，同样是各种要素融合创新且形成全新发展模式的过程。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涌现出大量“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数字服务模式，传统产业从线下模式转向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并且，部分线上服务诸如在线娱乐、在线教育等新模式可以全部或部分代替线下服务，由此形成的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同样会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通过产业关联及产业替代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构建更加绿色、更加高效、更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第一，在ICT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背景下，ICT的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品价格大幅降低，进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非ICT产品的代替，最终推动ICT产业通过“创造性破坏”全部或部分代替传统产业。第二，ICT产业对于传统产业的代替并非是纯粹的线性代替，而是通过不断强化自身与传统产业间的结构关联、产品关联以及技术关联，以实现两者间的融合代替。第三，作为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ICT产业凭借其“效率高、成长快”的优势将会吸引大量机构、企业及要素等进驻该行业，进而带动现有主导产业的转型，使得国民经济重心从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促进绿色发展。
3.提供根本保障
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政府构建数字化治理体系，为绿色发展提供根本性保障。第一，数字化治理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问题。以智慧电网为例，智慧电网建设以信息通信平台为强力支撑、以特高压电网作为骨干网架、以各级电网协调发展作为分支网架，包含电力系统的发电、配电、变电、输电、调度及用电等过程。通过实时掌握群众及企业的电力数据，推进“业务流、信息流、电力流”的系统融合，既有利于有效达到群众及企业的用电需求，又有利于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数字化治理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化监测。在卫星遥感、红外传感器以及生物传感器等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政府部门可以全方位掌握生态要素所包含的环境信息且及时对环境污染物进行处理，进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防护。除此以外，数字化治理还可以精准采集“人、户、厂”的节能减排信息，在减少环境监管成本的过程中，大幅提高环境整治的精准性。第三，数字化治理有利于健全生态环境的治理及保护机制。通过对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利用，政府可以全方位把握群众及企业的环境需求，充分协调好数字经济促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利益联系，为绿色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以及环境政策等，从制度层面为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数字乡村计划，不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而且更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强大动能，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政务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
1.助力农业生产
第一，加快农村产业数字化进程。依托数据要素传播速度快、可实现与传统要素有效融合等优势，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数字化建设，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彻底转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情况，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基于数字信息技术，促进物联网与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可加速农业技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全面发展高效率、高起量的现代农业。加强农业生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转变传统农业经营观念，为农业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打下良好的信息基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适时引进农业公园、乡村旅游、农业新零售等全新的运营方式，可加快形成田园综合体、农光互补等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立体化延伸，从而为乡村振兴创造巨大活力。
第二，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清洁化。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数据要素具有的可复制性和可共享性特点，可使得农业生产基本上实现零消耗的重复应用，进而提高劳动效率及产业附加值，具有明显的生态友好优势。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治污效果。在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应的生产经营过程及数据信息均可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与大数据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环境污染可视化，从而采取有效治污措施，提高治污效果。
以贵州桐梓县官仓镇楠木村的数字化农业大棚为例，采取立架式的栽培方式，大大提高了大棚空间的利用效率；技术人员只需操作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便可自动化完成施肥、浇水、调温等过程。桐梓县官仓镇数字化农业大棚是由广东珠海在东西部协作过程中投资援建，投资总额达202.45万元，对11个种植大棚进行提升改造，共采购13套设施设备，主要包括自动水肥一体机、智慧农业监测控制系统、自动加温、无土栽培等设备，基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种植草莓与水果番茄，预计可惠及200多农户。数字化农业大棚的投用，大大降低了种植对于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具有湿度温度可调、光照时间可控、施肥灌溉可计划等诸多功能，推动当地优势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2.助力农民生活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数字平台的经营范围持续拓宽，农村客户人群占比同样不断上升，更多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被传输到农村区域，来满足农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第一，满足农民消费需求。全面、系统的电商平台，能够通过便捷的数字信息传输直接向农民提供衣食住行方面的基础消费服务，进而在满足农民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形成全新的消费热点，充分挖掘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拓宽消费市场，使得其可直接能够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在消费层面的成果，从而促进农民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
第二，满足农民保障需求。在“互联网+”的支撑下，可实现数字技术和社会保障的有机结合，加快农村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数字化建设，推动农村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服务的升级发展。并且，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催生出包含智慧交通、一键问诊、云上课堂等在内的相关服务，促进更多公共服务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
第三，满足农民教育需求。“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共享性，确保教育资源分配的最优化及公开化。首先，农村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现代化教育手段获得同大城市学生一样拥有的高品质课堂资源，从而有利于实现教育的均等性。其次，农村教师可与城市教师实现协同发展，实现考评资源、备课资源、作业资源等诸多方面的资源共享。例如，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三岔河镇涌金村，武汉大学选调生与本校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联系，组建了一支教育帮扶实践队，利用寒假时间开展“线上支教，云端逐梦”活动，在“一根网线”的帮助下，给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英语知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武汉大学选调生发起的“线上支教，云端逐梦”活动在涌金村“如火如荼”的开展着，共有40名学生参加了此次英语学习活动。
第四，满足农民精神需求。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网络学习资源日益丰富，不但为广大农民增长见识、学习技能提供了全新的渠道，而且还可以让农民获得自身所需的文娱资源，使农民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且，农村地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样可以通过网络向外传播，且由于其独特的丰富性及群众性，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使得更多人可以直观地体会到独具魅力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加深了农民与外界的互动，从而有效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3.助力农村政务
从直接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数字化思维逐渐渗透到农村政务服务过程中，推动政务服务全面上网，通过数字化技术重塑乡村行政管理流程，同时促进广大农村居民积极参加乡村治理。从间接角度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立起全方位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将所有的基层数据整合起来，推动治理力量与重心下沉到乡村地区，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第一，政务服务数字化，乡村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简化乡村治理流程，显著提高治理效率。相较于传统常规的政务服务，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线上政务服务能够有效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实现信息共享。并且，通过秒申、秒办等渠道能够大大简化乡村公共服务流程，减少治理“盲区”，降低成本投入。大数据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必要的载体。采取先进案例分析及数字信息传递相融合的模式，能够突破传统理念与信息封闭的约束，为治理主体带来更加多的信息内容。并且，数字化宣传形式有利于提高广大农民的自治意识，降低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门槛，促进农民自治和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最后实现协同治理的目标。比如，为提高群众办事的便利性，自2021年3月以来，长兴市场监管局画溪所联合有关部门，深入辖区内的15个村居，手把手指导1000多家农村个体户完成了微信小程序年报，以乡村版的“最多跑一次”促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指导300多人次下载“浙里办”App，通过掌上办理营业执照变更、设立200余人次，办理许可证变更、登记80余人次，使得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体会到政务服务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备受广大农村居民的喜爱。
第二，生活场景数字化，乡村治理质量明显提高。数字经济可推动信息经济、流量经济等各类新型经济形态在城市与乡村间实现跨越时空流动，进而使得各种智能化产品和线上服务与智慧养老、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互联互通，建立起更加全面的生活场景，最后实现乡村生活的数字化。此外，数字信息技术能够将各种溯源信息完全上传到云平台中，实现云计算与乡村生活的深度融合，促进政府治理深入基层，及时把握乡村治理基本情况，合理解决农民遇到的各种问题，助力乡村振兴。
（四）助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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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赋能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城乡差距、缩小人群收入差距等方面，基本框架图如下图所示。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
1.赋能宏观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数据成为全新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已成为除技术、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外的全新要素，拓展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边界，对宏观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叠加、放大及倍增作用。具体而言，首先，数据具有可贡献、可复制等诸多特征，增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条件，在与传统要素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次，数字技术的利用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程度，使得企业能够经过数据分析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最后，数字经济使各种产品间的关联性不断降低，大大拓宽了范围经济的应用场景。
第二，激发且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数字经济通过数据开放和数据支撑使得供需间的交互性不断加强，消费者行为及预期发生变化，消费者行为理论取得重大创新，有效刺激消费。具体而言，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能够基于搜索、浏览等形成的数据且在各类数字技术的支撑下，实现对消费者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建立消费者行为画像，全面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从而生产出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产品。其次，数字经济发展增强了社会网络的外部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但取决于自身的喜好，同时还受到消费决策的影响。比如，拼多多实现了社交网络与团购平台的无缝结合，进而实现社会网络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及塑造。最后，企业数字化使定制化服务成为可能，进而形成更强的“长尾效应”。数字化与大数据技术催生出C2M模式，拼多多和京东的案例表明数字经济使得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数字媒体与制造商互动，有助于消费者融入产品设计过程，享受定制化的服务。
第三，减少交易成本。数字技术的应用可有效解决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以通过去中心化减少执行成本、复制成本及搜索成本。例如，软件平台可实现客户需求的零成本复制，同时向客户提供快速、精准的服务。通过该平台，有助于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进而突破交易行为的时空局限，实现“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和“产品全天候售卖”，减少交易成本。
第四，加强创新水平，促进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可通过加强创新水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分享成本及搜索成本大幅减少，有助于思想传播与信息交换。数字技术可明显减少研发创新的附加成本，进而加快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其次，数字经济可明显提高数字金融产业发展水平。金融产业数字化为信用评估提供更加多的有效信息，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便利性，并且通过线上信息传递提高信贷效率、减少信贷需求主体的等候时间，有助于破除创新资金不足的困境，进而间接推动企业创新。
2.缩小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根本保障
地区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最大“堵点”，只有确保地区和城乡间的均衡发展，才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根本保障。数字经济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等众多特征，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根源，从而实现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的目标。
第一，有助于提高乡村及欠发达区域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长久以来，受非均衡发展因素的影响，地区和城乡间的公共服务能力有着显著差异，已成为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线上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务等重点项目的落实，使得乡村及偏远区域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高，更好满足群众的生活服务需求，使得人们“在精神层面更加富有、在物质层面更加富裕”。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财政压力、提高财政透明度等渠道以保证公共服务支出，进而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第二，有助于缓解资源约束，加强资源配置效率。因为乡村及欠发达区域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生产要素流通受阻，无法参与国内经济循环，劳动力净流出，从而造成区域发展缓慢。数字经济依赖其共享性特征，打破了欠发达区域的信息壁垒。数字平台对于交易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突破以及跨地区生产成本的减少，使产业聚集度要求不断下降，所以企业选址也就显得更加自由，更多企业愿意在乡村及偏远区域建设厂房，为当地带来资金、技术与人才，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有助于突破地区市场分割，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分割是造成地区发展失衡的关键因素，数字经济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将消费者与生产者聚集在相同的虚拟空间中，地理距离问题大大削弱，市场分割问题得以有效解决。比如，数字经济通过驱动传统批发市场智慧化转型、催生农产品信息公共平台和农产品交易网站等形式，大幅优化农产品流通途径，实现农产品的跨地区销售。以“首届京东农特产购物节”为例，据京东发布的数据可知：本届购物节上线的高质量农产品多达30万款，包含12万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2336个农特产地及产业带。本届购物节中，五常大米、宿迁霸王蟹、贵州修文猕猴桃等11个产业带的农特产品火爆“出圈”。其中，五常大米的总销量超过1600万斤、宿迁霸王蟹卖出16万多只、贵州修文猕猴桃热卖50万个、会理石榴销售超530万个；此外，安溪铁观音、云南保山小粒咖啡、古田银耳、大连海参、宁德大黄鱼、宁夏盐池滩羊、阳澄湖大闸蟹等，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在本届购物节期间，仅上海人购买的海参就达到12万只，够11人的团队吃30年；山东人购买的国产猕猴桃超89万个，可满足89万人1天的维C需求量。
3.缩小人群收入差距，为共同富裕攻破重大难题
从物质角度看共同富裕的最终表现方式，主要包括形成“橄榄型”的收入结构、推动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跃迁。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助于为贫困群体创造横向流动的机会，推动人才及劳动力的纵向流动，具备明显的减贫效应。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知，劳动力市场并非是完全统一的竞争市场，而是被制度性壁垒划分成初级市场与次级市场，此种分隔严重限制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比如，部分岗位对于户籍等方面有着明确限制，农民工等非本地人不得不进入到次级市场中就业。数字经济衍生出大量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创造全新的就业岗位，推动着“零工经济”的发展。
2022年，人社部公布了18个全新的职业类型，其中有9个职业与数字技能息息相关，此些新职业分布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例如，“老人陪诊员”“民宿管家”等基于互联网平台而产生的服务类职业，不但拓宽了劳动者的就业范围，而且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除此以外，数字化的浪潮逐渐从城市延伸到乡村地区，在田间地头可以看到更多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身影，用起网络这个“新农具”，将数据转变成“新农资”，“智慧务农”和“数字强农”使得乡村振兴活力满满。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衍生出大量就业模式多样和就业门槛较低的工作，面向各种社会群体打开灵活就业的“大门”。例如，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配送员等，其从业人员总数已超过2000万，该群体中的很多人曾经是下岗工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平台经济助力下实现灵活就业。此外，数据标注、有声书演播、电商直播等通过网络开展的工作，已然成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融入社会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金钥匙”。
三、“拥抱”数字经济新蓝海的实践策略
（一）加强制度创新，为数字经济新蓝海“保驾护航”
1.加快构建且细化数字经济规范化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数据要素契约化相对滞后、专用性资产及通用性难以权衡、平台凌驾企业之上主导数字化进程等数字生态“乱象”；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因为政府规制不到位，造成基础性制度供给缺失而引起的。所以，应当构建契合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新社会契约，加快建立数字经济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机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等一系列的基础性制度。通过建设线上市场体系及线上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许会产生的问题事先进行规范性指引，比如持续优化平台佣金算法规则与收费机制，降低契约的不完全程度。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应与各大平台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平台需要主动帮助政府部门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及有效治理措施，基于此政府部门才能制定更完善的规制政策，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规范化发展。
比如，北京海淀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制度先行先试。近年来，海淀区的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实现在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的全面渗透；同时，海淀区当前已聚集数字经济领域的6家千亿级龙头企业、40多家独角兽企业和180家上市企业，已形成全国甚至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海淀已开启区块链政务全场景应用，已有600多个政务服务应用场景成功落地，其中实现“只跑一次”的场景共47个、实现全程网办的场景共68个，且有117个线上落地场景的办事材料提交量平均减少40%。此外，海淀区正加快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当前已经有七鲜、翠微、超市发等5000多个市场主体具有数字人民币收款的功能。
2.不断完善平台监管市场竞争机制
数字经济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当梳理清楚市场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在平台层面效仿市场竞争机制，借此以提高数字生态各参与者契约关系的市场竞争性。主要包含：第一，鼓励平台和进驻企业间的竞争，企业可通过“用脚投票”的形式更加自由地切换平台服务商；第二，倡导各平台间的竞争，以限制平台所象征权力的集中化趋势；第三，强化企业和企业间的竞争，对组织专业队伍、利用网络软文、通过直播带货、知名博主、网络红人等助力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坚决予以严厉打击。例如，2022年11月，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对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的实施意见》，提出市场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监管十大措施，营造六大环境。明确提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保障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模式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制定涉及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模式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时，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一律不得出台。”
3.进一步提高算法和数据的公平性、开放性
不断强化数据开放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开放应用技术及安全标准体系，构建完善的数据交易管理机制。利用机器学习等先进算法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进行监督，洞悉“微妙、隐蔽”的反竞争行为。进一步强化对平台算法的管理，针对科技产品向善、消费者保护、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制定详细的规定。培育若干可信度高的数字化服务商，开发及推广大量数字化服务与产品，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起成熟的生态伙伴体系。除此以外，还需不断优化现行社保制度，编织起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网”；为所有人的数字资产权及数字资本收益分配权提供根本性保障，避免数字资产被他人独占，特别是避免科技“巨头”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滥用以及操控等。
2022年6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1）》，《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共查处各种垄断案件175件，较2020年增加61.5%，罚没金额超235亿元；其中，源自互联网领域的罚没金额是217.4亿元，占全年罚没金额的比重为92%。例如，2021年4月，美团被指涉嫌“二选一”，滥用自己在市场中支配地位。市场监管总局介入，对美团进行“反垄断调查”。10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公布对美团“二选一”行为的行政处罚结果，责令美团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独家合作保证金全额退还，共计12.89亿元；且处以2020年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共计34.42亿元。
（二）协同联动发展，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1.构建“一揽子”政策引导体系，充分释放企业融合新活力
第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部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宏观引导功能，与时俱进出台专项引导政策，并且需在政策文件中指明两者融合发展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出台政策扶持和指引实体企业展开“逆势求变”，不断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助力企业破除“不会转”“不能转”等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在现行政策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与建筑、医疗、交通通信等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机制，确定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具体领域。除此以外，还应考虑出台红利政策、优惠政策等，构建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二，财政等职能机构出台支持政策。在宏观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相应的政府职能机构应结合现实状况，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出台有利于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政策，发挥好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重要作用，降低实体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门槛。采取加大补贴力度、税收优惠等多样形式，助力实体企业破除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境。基于线下和线上行业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明确红利政策和优惠政策的具体范围和领域。在该过程中，不同政府职能机构间应当加强横向衔接及合作，有利于防止出现“政出多门”的政策性矛盾。
第三，各级地方政府加快实施政策规划。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地方数字化企业和实体企业的具体状况，基于企业形态和企业规模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政策规划，深层次明确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实现路径。比如，各地可参考学习广东、重庆两地的政策文件经验，按照自身的现实状况对政策内容进行调整，充分利用好政策的引导功能。除此以外，还需积极开展转型示范工程，培育若干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对极具代表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推广。
2.完善“卡脖子”技术攻关体系，塑造双向融合新力量
第一，合作共建核心技术研发体系。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拥有相对成熟的研发队伍，不但拥有非常多的专利成果，同时还掌握着在国内乃至全球处在领先地位的数字技术。实体行业头部企业在通过多年的累积和不断发展后，在众多垂直场景逐渐形成专业化的生产优势。所以，需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和传统实体产业头部企业间的合作，实现基础性数字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的良好互动，加快各种技术产品的更新迭代。除此以外，实体产业和数字产业的头部企业对于核心数字技术研发应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旨在实现PaaS、知识图谱等“卡脖子”技术的国产化代替，进而为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第二，建立跨界技术人才培育体系。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人才需求为中心，加快推动数字教育变革，构建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各地应将市场导向与知识引领作为根本目标，积极探索建立全新的跨界技术人才培育体系，加强高校和社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进一步优化校企合作网络，以此提高跨界人才培育的效率及质量。并且，还需落实“海外留学人才工程”，培育高端跨界技术人才。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当提供专项的经费支持，同时持续增加对于人才培养单位的各项资源投入，为跨界技术人才的培育提供保障。
第三，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头部企业的科研力量，在明确后续利益分配及共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实行协同联动攻关。可按照各单位擅长领域的不同开展分头攻关，增强各单位之间的任务衔接与合作。除此以外，政府应当按照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若干战略科技研发项目，加强对有关项目的指导及引领。对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重点发展项目，需要制定相应的技术发展创新路线图，提前部署量子计算、6G通讯等前沿先进技术，同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以此率先实现前沿先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不断改善数字营商环境，打牢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
深化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智慧化和数字化技术，营造保障数字信息安全、满足数字技术人才成长需求、契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推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第一，构建全球领先的智慧政务服务体系。不断改善数字营商环境，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政务服务的转型，加快“5G﹢数字政府”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落地，在“一网通办”建设和实施方面取得全新突破。推动政府服务热线规范化建设，积极探索构建“政务新媒体联盟”平台。推动政务服务能力持续加强，深化“一窗、一网、一次、一门”变革，突破数据壁垒，建立更加规范的服务标准体系，不断加强窗口服务水平及效率。第二，建立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数字监管机制。加快制定数字监管领域的专项法律，确定数据信息的产权归属，明确数据应用基本规则，加大对数据产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强化数据安全保障，积极破除恶性竞争、算法歧视以及数字鸿沟等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加快制定“人工智能伦理指南”，使得更加多的利益关联者融入数据治理过程。第三，全方位推进商务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过程中，还应加速推进金融、物流以及商贸等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服务方式及管理机制，增强服务业的效益和品质。加快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以服务型制造、供应链金融等作为主要抓手，探索融通发展形式，推动企业人才链、服务链、资金链、数据链、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全方位融通，以数字技术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例如，北京市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数字政务进入便企利民“快车道”。近几年内，北京市为提高市民与企业办事的便利性，以北京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中心，借助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坚持“京彩空间、贴心服务”发展观念，构建“统一用户空间”，为市民与企业提供更加主动、精准及个性化的数字服务。截至目前，已经向各类用户提供服务推荐、政策推送和主动提醒等个性化服务超510万次。并且，还针对用户信息的应用及管理模式进行变革，构建个性化“一企一档、一人一档”，当前已经聚集居住证、社保卡、驾驶证以及身份证等共计167类电子证照和参保缴费、五险一金等23类信息，同时已实现200多个证照有关政策、280项证照有关服务的提醒和推荐。
（三）聚焦数字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新蓝海“根基”
1.加快建设大数据中心，建立新型算力基础设施
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部署为中心，着重在气候适宜和能源富足的区域，建设以数据储存为基础、以数据融合应用为核心的国际一流的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建设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主算力中心与存储基地。牢牢把握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创造的新机遇，聚集京津冀、全国甚至国际技术与人才等创新资源，构建若干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产业创新中心等国家创新平台。指引超大型算力中心及数据中心向西北、东北等气候适宜与能源丰富的地区转移，以“高带宽、低延时”为主的大中型算力中心与数据中心应适度向中部和东部等地区发展。例如，2022年3月，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涵盖“十大集群、八大枢纽”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整体布局，“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
2.推动工业互联网深化发展，重塑工业生产体系
加速建设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促进基础电信企业构建覆盖全国范围的高品质外网，推广支持“高安全、高灵活、高性能”隔离的新型企业专线应用，不断提高企业外网网络的服务水平及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一二级节点的性能，推动标识解析的创新应用，推进基础电信企业与工业头雁企业进行合作。在电子信息、食品、装备以及钢铁等传统行业，加速内部各种应用的系统集成及云化升级，建设大量企业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当地特色产业集群为核心，推动与国内先进工业互联网企业的无缝衔接，建设若干面向产业集群或者整个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重用节点的安全防护能级，推动工业互联网外网安全防护能力的持续提高。
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华为云”为例，截至目前，“华为云”平台已实现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建材、能源、家具生产、钢铁、焦化、纺织等诸多领域的成功应用，同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首先，在智慧矿山建设方面，在“华为云”平台的支撑下，陕煤集团下属的红柳林煤矿目前已成功实现400个矿区业务建模、200种采矿设备建模以及35中OT系统接入，从“风—人—煤—电—水”五个方面推动全矿区的数字化建设，实现各类业务跨系统协作、线下作业智能化管理，智能化采煤率达到97.7%。其次，从智能制造方面看，在“华为云”数字工厂方案的助力下，深圳利亚德LED生产基地实现了备料、订单、质检、生产以及发货等诸多流程的高效在线联动，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最后，在智慧钢铁建设方面，鞍钢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利用“华为云”智慧配煤方案，在确保焦炭品质的基础上，经过对配煤参数的优化，每吨配合煤的成本可减少10元。利用数据分析建模，基于原料煤预计配比准确预估焦炭指标，焦炭品质预估精准到从以往的90%提高至95%以上。推动专家经验和人工智能有机结合，不但有利于提高配煤师的配煤水平，革新配煤理念，而且还有利于配煤师提高输出单次配比效率，人工耗时从以前的1-2天减少到1-2分钟。
3.推动5G产业取得突破发展，建设升级版信息“高速公路”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网络，所有地级市都已经建设起光纤网络全面覆盖的“光网城市”，千兆光网覆盖3亿户家庭，支持千兆接入的10G PON端口超过720万个，全国51.2万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村村通宽带”；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5G基站累计建成开通超150万个、5G手机终端连接数超5.2亿，5G网络已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与县城城区的全面覆盖；培育超150家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2000个，推动建设工业互联网安全、平台、网络三大机制，高质量外网连接超18万家工业企业；数据中心加快升级成“高能效、高算力、高技术”的新型数据中心，在用标准机架总数超过500万架，算力总规模在130EFLOPS以上；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总规模达到了15亿户……
加快5G基站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构建起“品质优良、技术先进、全球领先”的5G精品网络，为5G倍增效应的充分释放及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紧紧围绕高信息化程度的医药、食品、石化、钢铁、建材、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以具体产业应用为导向，深化推进5G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创新应用，加快5G重点应用项目落地，推动5G在垂直行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带动作用，充分聚集5G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研发力量，优化协同创新机制，加快部署核心技术攻关、解决方案研发等相关工作。推动建立5G产业发展生态圈，不断丰富5G特色应用，持续更新5G资费产品体系，构建“权益﹢套餐﹢终端”融合发展模式，有效契合各种场景的应用需求。
（四）合理布局元宇宙，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1.加快元宇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建设元宇宙数字基础设施
首先，加快元宇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现阶段，我国在通讯、芯片、计算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层面“受制于人”，而元宇宙的高质量发展则需要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作用，不但应发挥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头部企业的协作优势，同时还需有效借助财税金融政策以破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市场失灵困境，鼓励民营企业利用市场化手段加快元宇宙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次，积极建设元宇宙数字基础设施。元宇宙本质上是区块链、5G、物联网、分布式存储、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与集成创新，所以元宇宙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底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着更高的要求。政府应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建设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5G、AR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除此以外，政府部门需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吸引相关配套资金，带动民间资本投向元宇宙底层新型基础设施。
2.高度重视元宇宙人才培养，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第一，重视正规教育培养。各地方政府需要鼓励当地的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探索开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相关的课程，设立新专业。除此以外，政府部门还需通过强化多渠道学历教育，促进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不断提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专业人才的输出规模。第二，建立跨界人才联合培养体系。加快构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方协作的人才需求对接以及定向培育机制，支持头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聚焦元宇宙发展要求，探索实践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第三，积极引进“创新、高端”科技人才。当前，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都明确提出要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重点引进国内外具有丰富经验和国际视野的学科带头人、技术领军人才、高级管理人才等。此种高端人才的引进，不但需借鉴国家的现行科技人才政策，同时更需充分考虑各地区有所区别的人才引进计划和政策。
3.理性拥抱元宇宙，适时布局“新赛道”
目前，虚实融合已经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当前元宇宙产业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新兴产业“不稳定、不成熟”的特点，理想愿景与现实发展间必然会发生“去泡沫化”过程，市场与产业均亟待回归理性。首先，理性看待影响。元宇宙概念的火爆，背后存在对应的技术支撑及社会因素，应当充分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元宇宙技术的创新发展，以实现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警惕资本操纵。非理性的舆论炒作则会引起非理性的股市动荡，防范资本吸引新投资、炒作新风口、创造新概念等惯性操作。最后，科学引导产业发展。各地应在充分考虑技术发展、人才分布、自身定位、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等因素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元宇宙，避免“盲目投资、蜂拥而上”。并且，还应根据硬核产业发展的要求，经过社会资本参与和国有资本引导，推进具有明显优势的元宇宙相关产业优先发展。
例如，2022年9月1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发布了六大元宇宙应用场景。主要包含：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发布的“智慧国展，多重技术构筑智脑孪生”场景；上海一大纪念馆发布的“数字一大，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场景；中国宝武集团发布的“智慧产线，智能终端赋能国之重器”场景；张江发布的“孪生之城，超级场景预见未来城市”场景；上海交通委发布的“孪生交通，服务智慧交通新转型”场景；上海广播电视台发布的“数字明珠，虚实融合遨游上海”场景。
结 语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更推动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将形成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并发挥出强大的虹吸效应；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技术投资高地，同时对世界数字化发展格局形成更大的影响。“未来蓝图已经绘就，逐梦惟有笃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数字经济当奋勇向前、积极作为，为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学习思考：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取得耀眼成绩，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8997家。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超4800万家中小微企业，规上工业中小企业的年营收在75万亿元以上。数据表明：2021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利润率高达10.6%，较规上工业中小企业高4.4%。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90%以上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配套企业、60%以上扎根于工业基础领域。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全国活力最大和数量最大的企业群体，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其紧跟时代步伐、破除发展困境的必然趋势。
一、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新业态和新产业迅速发展，直播带货、数据拼单、云端互动等牢牢把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全新发展机遇，塑造全新的发展动能。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加速推进创新模式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实现自身快速、稳定发展。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据技术与逻辑为企业生产的各环节提供强力支撑，以数据指导业务发展，数字化参与企业的生产决策和业务经营过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进一步加强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节能企业成本。以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降本、增效”已成为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可以为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当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开展的业务基本上都属于传统行业范畴；以往，中小企业只需依托自身的成本优势便可以得到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伴随宏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日益增长，中小企业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正在渐渐消失，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内企业参加全球贸易的机会越来越多，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不但需面对来自国内市场竞争的压力，并且还需面临全球市场带来的挑战。如果不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则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因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本不足、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等问题，更加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借此以加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同样是有效应对新时代新挑战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云服务，有利于中小企业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掌握客户的反馈信息；同时，还可通过“两化融合”，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此外，将机器人应用于企业的生产过程，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生产效率及质量。数字化制造以生产要素的数据化为根本前提，以“工业互联网+”为主要载体，有助于企业合理利用全球要素与资源，对企业的原材供给、工艺流程以及产品生产等过程进行整合、优化，进一步提高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数字制造与智能制造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不仅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更加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2022年6月28日，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与阿里巴巴钉钉在北京联合发布《2021年中小企业数字化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综合指数的平均值是34.5，有16个省（市）的指数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广东以60.23的指数值排在全国首位，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排在其后。当前，国内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体现出“南强北弱、东高西低”的特征。从行业角度看，零售业、批发业、信息传输业、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更高，处在第一梯队；从城市角度看，宁波、武汉、南京、成都、苏州、杭州、广州、深圳8个城市中小企业数字化综合指数的得分都超过70分，处在第一梯队。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地培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有50%左右都在通过钉钉开展数字化转型。钉钉是深耕中小企业的服务产品，自2015年创建以来，已成功服务事业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共计2100多万家，中小企业的占比超过70%。广东作为国内数字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面临成本增长、疫情反复等巨大压力，打出政策“组合拳”，全方位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截至2022年3月底，广东已有62.5万家中小企业成功“上云”、超2.1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6家企业入选国家级“跨领域、跨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排在全国首位。
在数字化理念及实践方面，广东的中小企业在全国的排名均是靠前的，广东是全国十分重要的制造大省，并且广东省的中小企业家同样非常愿意拥抱全新的数字化理念和技术。比如，在广州番禺，从小村庄中的“个体户”逐渐发展壮大的行业隐形冠军“里工实业”，通过钉钉代码构建起一套完善的MES系统，实现工厂生产和运营的数据同频，通过数字化改造与智能机器人的应用；2022年年初，“里工实业”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全年40%的目标，同时实现“少人值守、人机协同”的“7×24”小时运行。再如，生产手机锂电池电板的广东肇庆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钉钉的低代码开发为前提，实现了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组织管理以及故障报修等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
三、利好举措密集出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向“深蓝”
1.系列举措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70%以上的技术创新、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税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着巨大的作用，是保就业的中坚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力支撑，同时还是加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及安全性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中小企业成功实现“安全、绿色、减存、降本、提质、增效”等诸多目标，从而使得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可以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助企纾困的关键举措，更加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大多数中小企业将上“云”用“数”当作扩新局、减成本的主要方向，“高效率、低成本”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信部将制定更加有力的支持举措，推动中小企业向着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引领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未来，还将出台“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制定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配套举措。打牢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5G、大数据中心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中小企业提供效率高、质量高的网络服务，引导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化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以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为例，走进该公司的生产车间，所有职员都佩戴着自己专属的二维码工牌。在产品零部件上产线时，只需扫一下身份芯片，便可立即完成对装配人员、配件信息以及工艺流程等数据的收集与记录。数字化的精益管理，使得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提高15%左右、优品率提升10%左右。
2.进一步明确数字化转型路径
我国中小企业具有发展时期不同、面广量大等特点，仍存在“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其成因主要包括：首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属于系统化工程，具备较强的复杂度、交叉性以及综合性；其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欠缺，很难明确定位自身的转型方向及转型水平。2022年8月，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的通知》，预计在“十四五”时期聚焦100个细分行业，构建300个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发展4000到6000家试点企业。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2022年11月国家相继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2022年版）》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前者从数字化经营、基础、成效、管理等方面着手系统评价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后者围绕中小企业、各级主管部门、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商，从强化转型政策支持、加强转型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转型能力三个维度提出14条具体措施，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或产品的能力。
3.破除转型困境需多方发力
中小企业“千企千面”，行业覆盖面广、数字化需求多样，需多方共同努力，有效解决中小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
中小企业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参与者，更加是最大获益者，在强化政策扶持的基础上，需指引数字化服务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牢牢抓住中小企业经营中的“堵点”，分不同场景和不同时期为中小企业设计出“易上手、成本低”的“工具箱”。并且，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深度融合，使得中小企业在融入大企业产业链的过程中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工业互联网赋能应打牢新型工业基础设施，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广“效率高、低成本”的敏捷式改造模式，以产业集群为主要抓手，推动规模化技改，促进供应链产业链协同数字化。除此以外，还应完成好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宣传、引导及教育工作，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解决“不想转”的问题；应率先选择中小企业密集、发展潜力大的细分行业，根据转型成果验收予以补贴，解决“不敢转”的问题；倡导公开竞争，提高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水平，推广实施最佳解决方案，解决“不会转”的问题。
四、数字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上海浦东新区金桥5G产业生态园
2020年3月12日，上海浦东新区金桥5G产业生态园正式开园，并且于同年6月授牌，这是上海26个特色产业园中唯一一个以5G为主题的产业园。开园两年多来，聚焦“5G+大视讯”“5G+智能造”“5G+未来车”三大硬核产业，若干“国际一流、国内顶尖”的5G龙头企业及重点项目纷至沓来，越来越多的示范应用场景在此处落地，推动金桥建设国内乃至全球的“5G技术策源地”“5G应用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地”“5G全球高端人才和资源集聚地”。
1.五大平台落户，招新引优
金桥5G产业生态园的核心区大约为5.4平方公里，处在金桥开发区北区核心区，辐射金桥南区、北区以及整个南工区域，子园区主要包括由度工坊、由度金闽园、由度工场、金海园、金领之都、金科园、天物空间、东方万国等等。从空间载体上看，主要涉及商办、研发、制造等诸多形态。
在金桥5G产业生态园开园当日，就有42家企业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规模超过130亿元。金桥5G产业生态园是上海首个实现5G全域覆盖、提供系统化5G产研条件的创新园区，深厚的5G基石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金桥5G产业生态园内，先后有四大功能性平台相继落地，其分别是布局“5G+重点垂直行业”创新应用的中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5G应用创新中心、提供全方位5G技术支持的华为上海5G创新中心、聚焦“5G+未来车”发展的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承担国内最权威5G认证和检测的中国信通院5G标准开放实验室。比如，“阿里云创新中心——宝马初创车库（上海金桥）联合创新基地”将“互联网+汽车”产业作为垂直孵化领域，充分整合宝马与阿里的生态资源，为金桥、浦东甚至上海的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基于上述五大平台的辐射力及引领力，当前包含英正辉、环球网、华录科技、理想信息、斑马汽车、小米科技等在内的60多个项目或企业已经入驻，园区内共有29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各种发明专利超270个，为实现金桥“汽车城+智造城”的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2.三大产业引领，“智”造未来
“大视讯”“智能造”“未来车”，是目前金桥重点发展的三大硬核产业。金桥5G产业生态园作为金桥开发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载体之一，加快5G产业的集聚步伐，逐渐构建起生命力旺盛的5G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金桥5G产业生态园是“未来车”驰骋的疆土，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头羊”企业纷纷聚集于此。除此以外，在2022年9月份举行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我国首条中心城区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在金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内正式投入使用，一期开放29.3公里，计划到2025年实现全区开放，为园区内各大汽车企业提供相关的研发测试服务，建设更加完善的“5G+未来车”场景功能。
在金桥5G产业生态园建设过程中，三大运营商与园区内的主要制造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携手共建若干“5G+智能造”应用场景，比如中国移动与烟草机械携手共建的无人工厂、中国联通与中微半导体携手共建的远程运维、中国电信与沪东造船携手共建的数字船坞，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30%到200%。在5G技术的支撑下，以加工制造为起点的金桥，正逐渐从制造迈向“智造”。
在“5G+大视讯”领域，伴随金桥“上海市5G超高清视频产业示范基地”的授牌成立，在华录、天翼视讯、央广视讯、咪咕等“领头羊”企业的带动下，云游戏、云AR/VR、数字影棚、4K/8K超高清直播实验室等领域的新媒体创新应用正加快落地。此外，园区内的道同信息（咕咕购）、中国网等企业，正在积极发展在线新经济，以无接触的消费模式，推动5G在金融服务、供应链和消费零售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作者：唐坚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