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产业布局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1.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西部地区考察调研，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指明了方向。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翻开了西部大开发的新篇章。      

     （1）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新路      

      西部地区不但是我国主要的江河发源地，还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的集中分布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部省份坚定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前不久，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奔走相告，一致表示将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努力把三江源建设成为国家所有、保护第一、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国家公园典范。      

       赤水河有四分之三流域都在大山中，过去当地农民在山上刨土种地，大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贵州省赤水市长沙村村民何开贵回忆说：“那时候一遇到下雨，泥土便会顺流而下。喝的水也变得浑浊，舀起来要沉淀很久才入得了口。”      

       作为全球唯一具有野生大熊猫和圈养大熊猫资源的特大城市，成都依托大熊猫超级IP和生态旅游资源，创新“熊猫+旅游”“熊猫+文创”模式，营造西岭雪山景区、虹口风景区、太阳湾风景区等生态旅游场景，“串珠成链”构建旅游环线。      

      （2）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意见》不仅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还特别强调全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着力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西部大开发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了突出位置。      

      近年来，重庆渝北区不断加强人才交流培训和跨区域产业合作，让众多脱贫户手中有技术、干活有门路，走上了致富路。2020年8月，重庆云阳县脱贫户李远东收到一条好消息：到重庆主城区创业，当地政府最高可提供30万元无息创业贷款！就在一个月前，他参加了渝北区举办的面工技能培训。“技术有了，资金问题也解决了，我能开面坊啦！”李远东说。      

      宁夏从1983年开始，先后实施了6次大规模移民，让123万贫困群众挪出穷窝，成为宁夏扶贫史上的创举。今年，宁夏发扬“鞍马未歇再出征”的奋斗精神，实施“百万移民致富”“城乡居民收入”“基础教育质量”“全民健康水平”四大提升行动，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更高收入、更好教育、更优医疗、更美环境的需要。从宁夏南部山区移民而来的闽宁镇原隆村村民景香花每天到附近葡萄园务工，既能照顾老人、娃娃，兜里还有了闲钱。她说：“只要手勤快点，就有钱赚，日子美着哩！”      

       （3）建设国际门户枢纽，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意见》要求，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支持甘肃、陕西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支持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支持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升云南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2020年上半年，成都双流机场以2376.37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排名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西部的成都、重庆、西安三大枢纽机场上半年游客吞吐量全部跻身全国前五。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航投运，成都成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双机场对成都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辐射、集散和资源配置功能，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跃迁将起到重要作用。      

       2020年，贵州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46.5亿元，对外贸易伙伴已扩大至183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前8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076.8亿元，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2021年前三季度，云南外贸进出口224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7%……逆势上扬的外贸数据，显示出西部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蓬勃之势。      

       2.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      

      东北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煤炭、钢铁、石化、机械等重工业闻名，曾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做出过巨大贡献，但近年来东北经济衰退也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东北经济总量占全国14%，到2020年，这一数值降到了5%。“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流传颇广，侧面反映了东北的营商环境。“振兴东北”战略从2004年启动，至今已走过十七个年头，但东三省GDP增速依然徘徊在全国倒数。“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指出，东北地区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1）科学看待GDP      

       由于地区经济总量和增速并不乐观，加之人口外流，近年来外界唱衰东北的部分论调不绝于耳。有的文章把东北比作俄罗斯远东地区，认为世界上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城市（地区）都是从兴盛走向衰败，比如英国伯明翰地区、德国鲁尔地区、美国东北部的匹兹堡等。这些文章认为东北作为以煤铁资源为优势的老工业基地，也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当下要以人为核心看待东北振兴的目标。衡量东北振兴的水平，除了关注经济总量，更要看重人均意义上的经济质量，从人口数量、经济结构和人均收入是否实现均衡来综合考量，在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方面，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老工业基地在资源枯竭后产业转型面临困局，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但中国东北并不像国外的“锈带”地区一样失去发展希望。事实上，东北的产业基础、社会发展程度、科研水平和人的综合发展条件等，均大大好于上述衰败地区，社会整体仍相对繁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有基础的。      

       东北的教育和科研水平比较发达，产业却用不上，东北的医疗水平也较高，但民众看病也挺难。在东北振兴的过程里，除了经济，也要关注教育、医疗和经济的统筹发展问题。东北振兴不完全是经济上的振兴，也包括整个社会精神的振兴。东北全面振兴最核心的任务，是让东北1亿多人民富起来，生活质量高起来。     

      （2）寻找新增长点      

       2019 年 8 月 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东北地区是国土开发的重要板块，对全国发展、生态文明与国防建设及地缘政治均具有战略意义。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四五”时期，要在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基础上，兼顾上述“五大安全”。在新的发展阶段，充分调动市场性的机制，让民众感受到通过创业与劳动能有所得。东北全面振兴和保障“五大安全”不能分开看，而要结合二者，在统筹兼顾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东北地区可发展农业产品深加工，在食品、饲料等产业作出突破，向全国供应高质量的食品，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地方民众受益。      

      从兼顾生态安全角度来看，之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土开发模式，正在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在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生态资源无疑是东北转型的重要财富。从全国来看，东北的生态优势明显，在新发展格局下，可寻找将生态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机遇。从兼顾产业安全角度上来看，传统优势产业的产业链延伸，诸如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石油化工向消费品延伸对接，同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东北大有文章可做。受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东北的产业结构偏重，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培育新增长点的过程中，东北的生活性服务业市场潜力也非常大。      

       3.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汇聚着全国1/10的土地和近1/3的人口。从单个省份来看，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每个省份各有独特的资源特色和发展潜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2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勾勒蓝图。   

      （1）自主创新      

      在2019年召开的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在山西，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在安徽，他鼓励大家“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在湖南，他强调“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自主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中部地区谋新篇、开新局指引的方向。      

      创新加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湖南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带动全产业链，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山西重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江西瞄准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业，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营收达到5000多亿元。紧扣“创新”，首批7家湖北实验室、82个光谷科创大走廊项目已经启动，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安徽的“九章”量子计算机、“人造太阳”等科技成果也为中部地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2）绿色崛起      

        2019年5月21日，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中部六省水道纵横、山峦叠翠，属于中国的“生态重地”。实现中部地区绿色高质量崛起，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萦绕于心、谋划于胸。      

        走进山西右玉县，一列列整齐排列的树木，宛如一幅幅壮观画卷。70多年前，这里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不适宜人类居住”。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对“右玉精神”作出批示指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西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右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如今，绿色已成了右玉最厚重的“底色”。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划出硬杠杠，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有水不养鱼，有山不放牧，有矿不开发。”在河南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南水北调总干渠穿村而过。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说，为了守护一渠清水，村里取缔了水产养殖，在干渠沿线造林推进以绿护水，同时也换来了软籽石榴这个绿色富民产业。绿水青山之间，越来越多这样的转型发展。      

       4.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      

       从渤海之滨到南海之畔，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的“压舱石”、发展的“动力源”、改革的“试验田”。202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达52575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发展韧性强、活力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东部地区各省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1）内生增长动能逐步增强      

       2021年以来，东部地区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各项工作，经济形势稳中向好，供需结构持续改善，经济大省增长势头较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动力源作用持续发挥，率先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经济在一季度受疫情冲击后逐季恢复向好，内生增长动能逐步增强。其中东部地区发展增速领先其他地区。具体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同比增长2.9%、1.3%、3.3%和1.1%。      

      东部地区各地方尽展所长、优势互补，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勇当改革开路先锋，创新策源地加速隆起。深化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G60科创走廊九城联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协同发力……一批大科学计划、大科学装置和大科研机构在长三角密集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广东探索对港澳实施更短的负面清单，基本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依托“数字政府”平台实现港澳企业商事登记“一网通办”；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三地食品安全、疫苗等技术标准实现互认，粤澳健康码实现快速转换……京津冀协同发展步伐快起来。目前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设立了8800多家分支机构，北京、天津和河北达成了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了2000家。      

       （2）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从相关政策布局上看，强化统筹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成为重要发力点。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到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      

       地方上，海南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将通过实施三年投资新政策，在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基础上，将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制造业纳入鼓励发展的范围，构建“311”现代化产业体系。浙江加快建设自贸区2.0版本，其中数字贸易赋能全产业链创新成果显著。全国首个保税仓直播间落地钱塘新区，互联网应用深入到保税区内；依托“互联网＋”，数字展览“网展贸MAX”让外贸企业不出国门就能开拓市场。2021年山东要建设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区，力争有两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过2000亿元，四个集群过1000亿元，探索形成具有山东特色的集群发展新路径。      

      （3）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在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东部地区用好用足政策，统筹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首届消博会汇聚了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5家企业，证明了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也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行动。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依托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海南大有可为：到2025年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基本建成，到2035年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      

       不仅是海南，在上海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可以购买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品牌的2万多款商品。“我们准备打造1个千亿元级的国际贸易总部集聚区和10个百亿元级的进口商品集散中心。”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朱菁说。根据商务部2021年4月印发的《上海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上海将经过3年试点，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完善监管模式、优化市场环境，努力形成市场更加开放、制度更加规范、监管更加有效、环境更加优良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新格局。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2%、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模式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巨大工程，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供指导，也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照搬。根据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和形式，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49—1977年：重大项目投资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轻重工业70%分布在沿海地区，大部分内陆地区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力分布极不平衡；在国际上，我国面临严峻的经济封锁和来自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当时，中央借鉴马克思“大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分布”和列宁“生产力合理布局”的理念，以国家动员和计划管理的方式集中调配资源，将绝大多数工业项目部署在内陆地区。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五”期间，156项苏联援建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悉数布局在东北与内地，其中35%和31%部署在东北，原因是东北地区毗邻苏联，又具有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1964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让我国漫长的北方边境承受着巨大的战争压力，美国在台海和越南的军事行动则让我国东南沿海陷入紧张局势。因此，我国开始了以战备为主要目标的跨度近20年的“三线建设”，将原先集中于东北、华北的军重工业转移至西北、西南更具纵深的战略后方。“三线建设”期间，我国在涉及中西部13个省（市、区）的“三线”地区投资2052.68亿元，占到同期全国总投资的40%，建成千余所工矿企业和科研院所、45个重大工业产品科研、生产基地以及襄渝铁路、青藏铁路一期、成昆铁路、川黔铁路等交通干线。在项目布局和选址过程中，工业区位理论和联系效应理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工业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这段时期，生产力分布极不平衡的现象得到很大改善。内陆地区出现攀枝花、德阳、六盘水、十堰等一批新兴的重工业城市，成都、重庆、兰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实现了工业化水平的飞跃，内地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水平也明显提高，我国初步建立起横贯东西、纵跨南北的交通主干线，商品和生产要素国内大循环的成本显著降低。虽然这些投资在市场经济的视角下是缺乏效率的，但却让内陆地区实现了工业化从0到1的突破，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后续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现实和逻辑起点，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2.1978—1998年：逐级开放引导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区域发展战略上，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区域均衡与区域增长的矛盾短期内是不可调和的，于是构想了“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方案：中央优先支持东部地区发展，待时机成熟则由东部地区反过来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      

       1979年，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次年改称为经济特区，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率先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一系列政策倾斜主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打造我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在经济特区的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国务院于1984年设大连、秦皇岛、烟台等14个港口城市为沿海开放城市，允许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施部分经济特区政策。1985年，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地区被设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对外贸易为目标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生产。1988年，国务院增设海南为经济特区，并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我国宣布在浦东实行部分经济特区政策，正式开发开放浦东，并进一步推动沿江沿边开放，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掀起了引进外资、开放发展的热潮。      

      这段时期，我国沿海地区依靠“后发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释放了我国的经济潜力。与此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在外向型经济下的区位劣势，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大。随着中西部要素在市场作用下不断向东部流动，这种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3.1999—2011年：多种政策手段推动内陆地区加速发展阶段      

       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重创我国外向型经济，东部地区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国内通货紧缩，亟需扩大内需；同时，改革开放2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发凸显，2002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不足东部地区的40%。世纪之交，中央开始沿着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着手推动内陆地区发展。      

       1999年，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2000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成立，随即实施了宁西铁路、渝怀铁路、西部公路、西部机场等建设工程，次年青藏铁路全线正式开工。西部大开发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通过中央政府投资和市场机制引导，以区域政策为抓手，为西部地区的腾飞注入了充沛动能。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8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累计转移支付近1.5万亿元，东部地区企业在西部投资总额达1.5万多亿元，西部地区保持了11%的GDP增速。2004年，中央相继提出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推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开展了新一轮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中央综合使用财政、产业、土地、投资、税收、金融等政策，积极推进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本、技术、人才不断向中西部流动。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广播电视、天然气管道、水利工程等一大批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西部经济发展创造了起飞的条件，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贯通全国的运输体系。中西部地区借此机会，主动发挥比较优势，优化投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打造优势产业，发展科技教育，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      

       4.2012年至今：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阶段      

       我国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GDP的增长往往以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了负外部性，这种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大搞投资建设，大建工业园区，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和恶性竞争严重，整体投资效率低下。在这样的环境下，2013年中央指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再把GDP增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并于2015年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央一系列新的论断说明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2011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国土空间进行了科学划分和系统布局，这是中央提高区域调控水平、提升区域发展效率的重要举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效促进了产能合作，重塑了我国区域开放的格局。2015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比以往更有系统性，更具力度和针对性，更强调动能提升和结构优化。

      1.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      

      经济增速的空间分布，可以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202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101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3%，中国经济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各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不断取得进步。2019年，共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GDP增速跑赢全国，其中除浙江、广东、福建系东南沿海地区，河北为北方省份外，其余15个省份全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的贵州、云南、西藏，中部的江西，GDP增速都在8%以上，远比东部经济大省江苏、山东和上海市的增速表现靓丽。      

      事实上，2018年经第四次经济普查调整后的全国及各省GDP总量和增速结构分布与2019年的格局相近，即使是经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2020年，前10个月全国各省GDP格局也重返增长，沿袭2018年、2019年的区域经济协调增长趋势，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势头愈发强劲，中国2020年全年GDP正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生动展示了“十三五”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成效。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是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二是表现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并非发展的平均主义，而是彰显了中国经济各区域的特色。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交通区位、市场开放的制度禀赋等都存在很大差异，需要各自发展并相互协调的功能定位。201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导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区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引导并推动了区域经济由不均衡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      

       2.发展与扶贫并重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之路      

       发展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路径。发展与扶贫、扶贫与发展，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二者缺一不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宣布通过发展经济成功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极其显著的成就。当然，进入“十三五”时期，中国实际上还有近1亿贫困人口需要脱贫，这些贫困人口基本属于绝对贫困或区域性整体贫困，对于这些人群和地区的扶贫与发展需要在精准化和可持续性上发力。转移支付和财政帮扶可以让其脱贫，但更需要扶贫产业特别是可持续扶贫产业，否则，这些人群和地区在脱贫后会大概率返贫。因此，让脱贫人口不再返贫并稳步走向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必须关注的重点领域和政策支撑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担当，在发展中努力促进经济区域空间相对平衡，不断提升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政府对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进行资金扶持和产业帮扶，加强扶贫地区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动态壮大扶贫产业，扩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与劳务对接。经过“十三五”时期集中的脱贫攻坚，我们如期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引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支持以区域重大项目开发结合重点区域发展战略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成渝经济圈发展，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这些重大项目与战略在发展的空间上叠加全国十八个自贸区规划建设，与“十三五”全国规划并重点建设的内陆、沿边与东北的十九个城市群相协调呼应，在神州大地上架构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协同开放的空间新格局。

      （一）什么是区域产业链？      

      1.区域产业链的形成机理      

      区域产业链是指在某个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产业联系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的链网状产业组织系统。区域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    

     （1）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区域产业链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和源点。对于资源加工型产业（如采掘业、冶炼业）或对自然资源有较强依赖性的产业（如农业、水电业、森林工业）来说，自然资源不仅影响着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区位分布，而且也决定着产业链的种类。在一定气候条件下的某区域，只能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种植业；同理，有一定的矿产资源，才能发展相应的采掘业。区域农业产业链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最强，在我国由于南北气候与水土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稻北麦”“南蔗北菜”的农业产业链分异格局；南方地区发达的有色金属冶炼业和北方地区发达的煤、油、铁产业的形成则与南北方矿藏资源的存储条件密切相关。      

     （2）区位条件      

      发达的交通条件、沿江沿海或当地门户的地理位置，可为区域产业发展赢得先天性优势。在产业链的缔结、延伸过程中，区位条件的比较优势是一个重要参量，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交通便利、靠近市场或原料地的地区或城市往往是首选之地。比如：广州市花都区过去一直是广州周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郊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借撤县设市、撤市设区的东风，大力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区位条件逐渐改善，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落户之后，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汽车、物流、房地产等产业蓬勃兴起，区域产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前景。      

     （3）产业基础      

      产业链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本地产业基础是区域产业链形成的关键性开端。无论是一般性产业链还是集群性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立足于传统基础的产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成功概率。浙江温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城市，当地居民向以传统手工业为生存之本，在泥工、鞋业、编织、刺绣、雕刻等行业涌现出一代代的能工巧匠。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正是利用了自己传统手工业发达的优势，发展起众多基于特色小商品产业链的产业集群。广东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如南海西樵山布匹产业链源自本地上百年的纺纱织布史，顺德陈村的花卉产业链源于当地近千年的种花卖花史，中山市小榄锁具产业链的兴起也与其传统五金业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      

      （4）产业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链源于链环之间的技术关联，是一种技术链。技术的革新将改变产业链的组织结构、链接模式和空间结构。比如，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空间联系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拓展了区域产业链的空间跨度，使全球性产业链的组织成为可能；技术的进步，使原有的工艺流程得以改变，产业链的主体构成与链接方式随之改变；技术的提升还可能提高生产过程的可分性，使产业组织形式出现垂直分离，产业链环节增加，并为中小企业的大量出现创造条件；技术革新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引导着消费需求的变动，改变区域消费结构，从而重构区域产业链条。产业技术变化还可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从而影响产业链空间分布及相应的贸易格局。      

      2.区域产业链的动力机制      

    （1）市场拉动：区域产业链的主要驱动力      

     与物理“链”适合用拉力而不是推力驱动一样，产业链条也是拉力驱动型的，即产业链的运行主要靠下游市场的“拉力”或“引力”驱动。产业链的产品或服务，最终须经过市场的检验和认可，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跳跃”，否则，产业链将瘫痪或崩溃。如果下游发生阻梗，上游企业仅凭自身势力强行“推动”而非借市场之力“拉动”产业链运行，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带来灾难。正如唐·舒尔茨（Don E.Schultz）所说：“市场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迁，市场权力开始从过去的厂商，过渡到后来的渠道（销售商）和现在的消费者（顾客）手中。”在商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许多的外向型企业是根据沃尔玛货架的变化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的。这充分体现出零售巨头在相关产业链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因为它们掌握着通向市场的渠道。沃尔玛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物流零售企业的革命，而且它对生产企业的遥控更可理解为重塑市场和调整国际产业链组织的行为。      

     （2）自组织：区域产业链的运行机制      

      尽管不同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轨迹并不一样，但它们有着共同的运行机制——自组织。下面我们来看爱立信的案例，2000年3月17日美国新墨西哥州飞利浦公司第22号芯片厂发生火灾，主要由该厂提供芯片、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两大手机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均因此面临供货链条中断的危险。但前者反应迅速，立即组织新的货源渠道，重构了产业链条关系；而后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坐等原供应商恢复生产，结果其数百万部新款手机因缺所需芯片而无法及时面市，丧失了宝贵的商机。最终，爱立信在这场变故中因反应迟钝、缺乏变通而出现巨大亏损，原有生产网络几近崩溃。随后，爱立信公司调整了发展战略，顺应了当今“模块化时代”的产业链组织要求，将手机生产环节整体外包，只保留设计、研发等核心竞争力所在环节，着力发展其强项——无线电话网络设备。经过上述事件及一系列的企业自组织行为，全球手机乃至通讯设备产业链条的组织与空间格局得以调整。

       1.《资本论》视角      

       如果将中观生产关系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那么区域生产关系和产业生产关系都是其中的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构成了区域之间的生产关系，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区域间的流动，引导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产业之间的组合和搭配。显然，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必须调整区域间生产关系，而区域间生产关系的优化，从根本上又是依靠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间关系得以实现的。这种产业与空间相统一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认为，“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依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即从小作坊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区域间生产关系的变化。小作坊手工业、行业等产业形态对应的是小城镇；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生产的空间集中，形成了工业集聚点和城市的雏形；而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更为庞大的工业区、城市群也随之发展起来。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作为根本动机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域结构和空间布局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平衡性，资本总是集中地投向那些地理位置优越、原料供应便捷、消费能力集中的地区，从而造成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城乡之间形成的巨大发展鸿沟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      

      2.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两大部类的角度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这为我国现代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而系统性地调整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要求：一方面，调整三次产业中细分产业的关系。在农业中，涉及如何处理各种资源在农林牧副渔等细分产业之间的组合和搭配问题。在工业中，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资源配置，而且还要处理好采掘业、建筑业、水电气供应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在服务业中，涉及如何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等行业配置资源的问题。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正是通过调整这些细分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实现的。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正是通过有针对性地在特定地区发展特定产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关系的持续优化。另一方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还需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和搭配方式。一般来说，根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可将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类。由于劳动力要素本身具有异质性，存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因此，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分为普通劳动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两种。此外，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某些特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总的来看，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产业类型包括普通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五种。区域协调发展也可通过调整以上五类产业的比例结构得以实现，同时不同类型的产业还可在区域间流动，通过产业转移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1.区域经济通过物质条件的提供影响产业集群      

      通过产业集群发展，能够实现人口的空间集中，这就能够为产业集聚区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并且还可以使集聚区的企业、居民等从中获益，促进集聚区人均GDP的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集群还能够实现企业和组织之间的空间集中，形成科学的分工协作体系，促进企业成本优势的提升，如降低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运输成本等，为企业增强投资能力，扩大经营规模等奠定了基础。而产业集群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又可以帮助集聚区中的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这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区域品牌的建立以及区域开发度的提升都是十分有利的，进而能够推动区域经济水平的提升。      

      2.区域经济决定着产业集群的演进路径、发展方向      

       产业集群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其受到区域文化、历史、经济制度、资源等多种要素的影响，而因为有些地区在这些要素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借助于地区资源发展产业集聚就会出现明显的区域特色，并对区域经济整体性的发展结构进行调整。同时，随着产业集聚的快速发展，能够降低第一产业所占据的劳动力人口，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更好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转移，从而能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度。      

      3.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实力      

      产业集群促进区域品牌的形成，并带动区域资源的丰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总实力。产业集群并非简单指一个区域劳动力、资本、资源等的集中，而是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行业协会、地方政府、金融部门以及教育机构等的协同效应。在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区域品牌，这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向区域靠拢，并带来诸多先进的技术、劳动力以及资金等，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产业集聚的规模化发展，并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以城市群为重点引领区域协调发展      

      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集聚的空间，单个城市各自为战的行政区发展模式导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出现要素资源空间分布不合理、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城市群发展模式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深度联合、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城市群是城市的集合，通过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壁垒，减少市场分割，推动整个城市群共同发展。城市群是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是国家层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载体，要不断增强城市群对内辐射、周边对接、相互联动的作用，发挥各城市、各城市群比较优势，开辟面向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道路。      

       1.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强城市群内聚散效应      

       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核心，承担了战略支点和重要节点的功能。高端生产要素向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化制度完善的中心城市集聚是客观规律。提高中心城市能级，引导中心城市向群内城市扩散低端生产要素，为高端生产要素腾挪发展空间，将充分发挥人才流、知识流、信息流等经济能量的集聚优势和规模效应。通过重新组合人才、信息资源、科技创新等高端生产要素，中心城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持续发挥聚散效应。中心城市向群内城市输出低端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产业、要素、市场等梯次分工体系的过程，通过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比较优势，实现城市功能互补，不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2.推动群外城市主动融入，放大城市群带动效应      

       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共布局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涵盖了全国七成以上的城市。在这些城市群之外尚有70%左右的国土面积，包括沙漠戈壁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以及边疆地区、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城市群外围地区等。在这些地区，城市分布较为分散，城市规模较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外围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产业支撑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加强与城市群和都市圈在交通、规划、产业、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联系和对接，主动接受城市群辐射，将放大城市群带动效应，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边疆地区、粮食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负担着整个国家边疆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要加快探索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跨地区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等举措，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制度政策设计，增强经济发展弱势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逐步实现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3.深化城市群战略对接，强化城市群间联动效应      

       以城市群引领区域合作发展不仅能够畅通区域经济循环，而且能够助推国内统一大市场加速形成，由此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高质量发展。针对城市群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要继续发挥东南沿海城市群的主导和支撑作用，不断突出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城市群的战略枢纽作用。例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长江经济带中部，向西可连接成渝城市群，向东可与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具有承东启西的地理优势，南北可串联起中原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具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依托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连接城市群形成城市带，推动城市带向外拓展形成经济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形成“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梯次区域空间格局，优化资源、产业、人口的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布局、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相匹配，实现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区域共同富裕。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内涵式增长的源泉，表现为在经济体的边际报酬不断递增的同时，要素流动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少数核心区域集聚。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1.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体系      

       对发达的要素流入区域来说，要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和虚拟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强化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数据连接，推动生产和消费的线上线下高度融合，使产业在网络化发展中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服务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二，要积极探索企业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新模式，使产品在智能化制造中不断降低知识和技术的空间溢出成本。第三，要加快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协同，增强城市自我净化与自我修复功力，以适应创新要素不断集聚的需要。第四，要深化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以及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的改革，给予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平等待遇，让城市更有温度，更富创造力和竞争力。      

       2.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      

       对欠发达的要素流出区域来说，要建立健全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以适应要素收益率和回报率不断提高和实体经济集聚的需要。第一，要完善西部边疆、西南边疆以及西北内陆等落后区域的开放政策，促进区域内、区际和国际三重市场同时开放，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未流出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和收益率。第二，要以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为目标，完善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与智能化水平，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制造业转移。第三，要有效推进土地开发指标的跨区域交易，扩大土地要素经营规模，使落后地区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要积极探索户籍、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的有效途径，鼓励劳动要素自由流动和跨区域流动，提高劳动要素的收益率和回报率。

      （三）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城镇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157万套，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5500公里，污水处理率达95.6%。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崭新起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既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结合点，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1.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进城就业、生活，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比如，为适应农业转移人口高流动性要求，尽快实现社会保险权益可顺畅转移、接续，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要加强农业转移人口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要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高额成本问题。      

       2.提高城镇化管理和城镇建设水平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3.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要充分发挥作为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纽带的县城在满足人民群众安家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包括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还包括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当前情况看，我国10多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功能过载，小城市和县城则发展总体滞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较弱。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既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强化与邻近地级市城区的衔接配套，也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促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以说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广为渗透，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效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沿边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的投入力度，让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发展上相对均衡起来，这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运用数字经济管理手段，可以提高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精准扶贫、生态保护补偿的效率，支持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特别是肩负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限制性发展地区的合理发展。      

      1.数字经济突破区域发展限制      

       数字经济推动生产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有效衔接，让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更为有效地向次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甚至是偏远闭塞的乡村社区延展。数字经济突破区域地理空间的障碍甚至时间的局限，让投资、贸易、物流、服务等得以从容和持续，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扩大化，为相对贫困、落后、闭塞地区和发展上不平衡、不充分地区带来发展的可能与空间，大大提升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电商平台在生产供给和销售消费上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腾挪转移成本、搜寻交易成本，使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和定制化的生产与消费衔接成为可能。数字经济电商平台服务可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为规模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也给相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贫困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带来生产和消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无限机会。      

       2.数字经济使区域协调发展内涵更丰富      

       数字经济的技术与服务手段创新，带来服务业态、服务空间与服务手段大变革，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更丰富。如今，在电商、物流、快递繁荣之外，美团外卖、滴滴打车、高德导航、线上旅游、线上会议、线上展销会、远程医疗、线上会诊、线上课堂等，均方兴未艾，这些都为我们在西北内陆、边远贫困地区和农村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极大的可能，也使偏远村落、落后地区嫁接数字经济实现弯道超车成为现实。而简单、便捷并广为运用的个人数字健康通行凭证——健康码，更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技术应用的代表，它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平稳恢复。      

       3.数字经济提高区域协调发展质量      

       数字经济带来招商引资与社会治理的精准高效，极大地提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质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投资、数字招商、数字治理、数字政务的高效率精准化变革已经成为常态。数字经济带来的浙江政务改革以及行政服务与审批的简化、负面清单和“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了政务效率和机关效能。当然，数字政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也要严格防止和杜绝“限于网报”线上办事的非人性化、不灵活的弊端。只要对数字资源及数字技术本身加以法律规范，数字经济就一定能更好地服务于投资、招商、扶贫、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支持中国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