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制度创新试验区”的比较分析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8-19　 点击量：

（“三个制度创新试验区”的比较分析）

      摘要:现阶段，我国正在抓紧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城市定向发展为主的新型城市创建是实现“双循环”的主要渠道。近年来，上海、浙江、深圳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数十年的发展，上海、浙江、深圳都提出了不同的先进发展理念，明确了不同的发展任务，不仅是因地制宜，而且更是首创，且在对应的领域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为新时代城市的定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及路径。本文通过对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发展成绩及其近年来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革、制造业转型等方面的先进发展理念进行对比，归纳总结出了对高质量创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即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主线”、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推动数字化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制度创新，城市定向发展，先进发展理念，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2021年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提出：“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引领带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新征程上，党和国家赋予了深圳、浙江、上海以全新的历史使命。那么，为何“先行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会花落深圳、浙江、上海三地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上海、浙江、深圳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先进的发展理念。所以，对比和总结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先进理念及其成功经验，对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的创建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十三五”阶段，浙江省生产总值分别于2017年、2019年进入5万亿元、6万亿元行列，2020年生产总值高达64613亿元（约9367亿美元），超过2019年排在全球第17位的荷兰（9091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6.4%，排在广东、江苏、山东后，稳居全国第4的位置。按可比价计算，“十三五”阶段浙江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6.5%，较全国同期高0.7%。

      “十三五”期间，深圳经济整体实力显著提升。2017年，深圳GDP突破2万亿元；2018年，深圳GDP达到2.4万亿元，排在亚洲城市前5位，是特区建立后的最好名次；2019年，深圳GDP达到26927.09亿元，提前1年完成“十三五”目标。202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7万亿元，达到2.77万亿元。“十三五”时期，深圳GDP的年均增幅为7.1%。

      综上，“十三五”期间，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生产总值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且其综合经济实力水平都排在全国前列。“十三五”时期，上海、浙江、深圳三地GDP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7%、6.5%、7.1%，由此可知，多年来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经济发展仍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二）产业发展

      2020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超过3.7万亿元，较上年增加1.6%。规上工业总产值高达34830.97亿元，较上年增加1.9%；其中，国有企业的总产值为12904.24亿元，较上年降低1.3%。2020年，包含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以及高端装备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为13930.66亿元，较上年增加8.9%，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40%。

      近些年来，浙江全面推动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建设成效明显。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3911亿元增长到7020亿元、排在全国第4位，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8.6%上升到10.9%。目前，浙江全省共有11.1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役，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在规上工业中所占比重为3.9%。数字化赋能政府转型，大数据在防汛减灾、抗疫防疫、城市治理、惠民助企以及监管执法等领域发挥极大作用。此外，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成功落地杭州。

图3 2016—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及占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局

      “十三五”时期，深圳产业转型效果明显，规上工业总产值排在全国城市第1位，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占比、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在规上工业中的占比都在70%以上。2020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为10272.72亿元，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为37.1%，处在全国领先地位。“十三五”阶段，深圳以打造“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根本目标，将产业转型及供给侧改革作为发展主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该产业的标杆城市及重要策源地。目前，深圳共有1.8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数值是“十二五”末的3倍，排在全国城市第2位，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共有44家、超千亿元的企业有7家，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装备、新型显示器件等产业集群被选作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综上，近年来上海、浙江、深圳三地高度重视产业的发展，然而各地的发展重点有所不同。上海、深圳在“十三五”时期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浙江则致力于推进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三）民生保障

      2020年，上海新增57.04万个就业岗位，“十三五”时期共新增291.95万个就业岗位。2020年，全市引领帮扶12546人成功创业，其中包括9414名青年大学生。截至2020年底，上海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13.54万人、失业率为3.67%。“十三五”期间，上海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且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2020年底，上海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有1616.67万人，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有76.19万人；参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共有1588.41万人，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共有355.99万人。此外，目前上海共建有320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232个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有729家养老机构、16.12万张床位，享受服务的老人在41万人以上。

      “十三五”期间，浙江全省新增就业总人数达606万人。截至2020年底，全省就业人数从2015年的3734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3920万人，年均增长约4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15年的2.93%下降到2020年的2.79%。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4.5%左右，2020年第四季度是4.3%，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省共有555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共有4355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参加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为2547万人、1688万人。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获得感不断提高。“十三五”期间，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平均每年上涨8.9%，与居民收入年均增幅相比高0.8%，最低工资标准从1860元上涨到2010元。

      “十三五”时期，深圳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60%以上，民生支出由1500亿元增长至3000余亿元。就业态势整体趋于稳定，已基本建成覆盖全民的养老服务机制，社会保障能力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学位数量增长超过30%，公办幼儿园占比在50%以上，职业教育水平处于全国前列，高校数量增加到15所。“健康深圳”成绩显著，5家医院获评省高水平医院，引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等若干高水平的医院，三甲医院总量增加近1倍。“一城一策”“房住不炒”战略全面贯彻，全新的住房供应保障机制已经形成，共计建设筹集44万套公共住房，是“十二五”时期的2.4倍。

      综上，“十三五”时期，上海、浙江在民生保障事业上致力于解决好群众就业、社保等方面的问题；而深圳则不断健全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坚持将制度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以制度性安排破除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第一，整体改革。上海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众多领域，主要表现为以发展经济为主转向于以变革经济体制为主，其他领域改革同步进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既往改革鲜有涉及的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打开全新的改革空间。第二，系统安排。伴随着上海的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基层智慧的发挥，而且还要重视凸显战略导向和目标导向，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改革，应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进一步提高改革的协调性以及系统性。第三，市场驱动。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准确把握市场和政府的界线。从国企改革方面来看，重视对社会资本的引入，不断提高国资的市场能力；从政府改革方面来看，重视对市场机制的引进，不断改善市场环境；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重视发挥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

      “最多跑一次”已成为浙江制度创新最耀眼的“招牌”。现阶段，“最多跑一次”的作风、观念以及方法等已贯穿于省域治理的各个方面。近年来，浙江将“一件事”改革作为深化“最多跑一次”变革的关键抓手，同样还是“重要窗口”建设的主要途径。2019年以来，浙江坚持以企业及民众诉求为导向，将整体智治作为根本目标，将零散分布于各机构的办事事项整合成机关人员、企业及民众眼中的“一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机构、企业及民众办事的便利性。除此以外，浙江还在“一件事”改革的前提下，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机制，在事中事后监管、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市场要素分配等领域创建优良的治理环境，妥善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相关的问题，使得改革成果能够惠及更多企业及民众。

      2020年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正式发布，该《方案》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制度创新，不仅是前海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而且还是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湾区的重要举措。自2015年挂牌后，前海在制度创新方面已经推出645项成果，其中有165项在全市复制推广、82项在全省复制推广、58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将前海的“试验田”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2020年，深圳在商事登记领域推出重大制度改革，建立依职权注销制度与除名制度，借此来解决“僵尸商事主体”“失联商事主体”等问题。

      从制度创新方面的对比来看，上海、浙江、深圳三地发力点有所不同。其中，上海致力于推动整体性的制度创新安排；浙江则是以点带面，以“最多跑一次”改革带动其他领域的制度创新；深圳则是将前海当成全市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以前海带动其他地区的创新。

      （二）科技创新方面的对比

      “十三五”期间，上海科技创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塑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激发释放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从大众创业角度来看，重视提升众创空间的能效，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头羊”企业与其他符合要求的企业建立产业驱动型孵化器；扶持创业服务机构在境外收购、自建、合作建立跨国创业孵化平台，建设若干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众创空间。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角度来看，设立免责机制，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负责人“松绑”：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通过对外投资形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所发生的损失，对于已经明确履行相关义务的，不列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范畴。

      近年来，浙江致力于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制。坚持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战略定位，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根本出发点，积极打造生命健康、“互联网+”、新材料等科创“高地”，建设具有明显浙江特色的全域科技创新机制，建设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为“示范区”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核动力。加快部署“核心技术攻关千亿工程”“基础研究十年行动工程”，大力推广“赛马制”“揭榜挂帅”等攻关模式，加速实施“尖兵”“尖峰”“领航”“领雁”等各项计划，尽可能在空白领域取得若干重大成果。推动“重大科研平台设施建设千亿工程”，聚集力量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成创新策源地、建设综合型的科学中心，进一步加快建设环大罗山、甬江、G60、浙中等科创走廊，将之江实验室打造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的重点部分，不断加速建设西湖、良渚、瓯江、湖畔以及甬江等省级实验室，推动浙江大学和西湖大学等成为国家战略科技支撑力量，培育和引进若干高质量新型研发机构，争取更多的重要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列入国家规划范畴。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千亿工程”，高标准打造温州、宁波、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环杭州湾高新技术产业带，确保高新技术产业每年的增加值超千亿元。

      近年来，深圳坚决贯彻创新驱动战略，接连出台《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已形成具有深圳特色的科技政策体系，开始迈入政策领跑阶段。当前，深圳的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主要包含推动发展新产业、利用新技术以及激发国企创新活力等；第二，积极探索科技管理制度变革，主要包含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资金管理体系改革、加速打造创新载体、建立高效的科研机制等；第三，改善创新环境，主要包含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等；第四，增强对外合作，主要包含强化深港创新合作、统筹国外国内创新资源等。

      从科技创新方面的对比来看，上海、浙江、深圳三地同样选择了差异化的创新路径。其中，上海致力于创建良好的创新生态，浙江全力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创新体制，而深圳则通过科技政策来推动科技创新.

      （三）数字化改革方面的对比

      上海于2020年底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为城市数字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全面、有序、科学”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数字化转型属于全社会系统性变革，要创新数字化项目建设方式，则应搭建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例如，在建设数字化应用场景过程中尝试引入“最佳实践”“赛马制”等体制；通过“揭榜挂帅”方式鼓励条件允许的企业参与开发“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的算法和程序，摸索执行将效果与服务费相挂钩的激励体系。改革数据开发应用模式。例如，摸索创建公共数据授权运行体系，构建由多元主体构成的运行机制；在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摸索创建包含经济产出效益（EUE）、有效算力效率（CUE）、电能使用效率（PUE）等众多指标的评价机制。除此以外，上海还将大力扶持发展数字经济民营企业总部，激励外资在上海成立数字经济研发中心、功能型总部以及创新平台等。聚焦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核心领域，着重培育若干高能级的市场主体，全力推进新生代互联网企业的发展。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浙江开始进入全面数字化改革阶段。对于数字化改革，浙江制定了“三步走”战略。首先，到2021年底，初步建立起“智能化、一体化”公共数据平台，“整体智治、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法治、数字社会”应用程序实现省市县全覆盖、全功能上线；4月底前，数字化改革总门户正式投入使用；8月底前，5个系统综合应用全面上线运行。其次，到2022年底，5个系统综合应用与数字化改革总门户实现良好运作，深化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高发展动力，全面建成“掌上治理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办事之省”。最后，到2025年底，以党建为引领的整体智治制度全面建成，建立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丰富完备的数字化改革理论体系，世界数字变革高地基本建成，数字化改革成为“重要窗口”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近几年内，深圳在“兴业、优政、惠民”方面不断发力，致力于建设由数字市民、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构成的“数字深圳”。深圳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主要抓手，在全国范围内首先采用“秒报”“秒批”等全新智能办事方式，借助数据的效率指数和政府的辛苦指数，来提高企业及群众的幸福指数；建立集成化智慧决策指挥中枢，建设“会思考、能感知、有温度、可进化”的城市。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深圳率先建立起自主申报平台，在全国率先上线“深i您”健康码，“智慧抗疫”效果明显。除此以外，数字经济已成为推进深圳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经过推动数据资源要素的全面涌动，不断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市场，进一步提高数字深圳发展动力。比如，深圳于2020年8月在全球率先实现5G独立组网的全覆盖，为“数字深圳”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从数字化改革方面的对比来看，上海以“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为基础推进全市的数字化转型；浙江致力于以5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全球数字变革高地；而深圳则要打造由数字市民、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共同构成的“数字深圳”。

      （四）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对比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加速区级数字化转型。目前，针对数字化转型工作，上海各区都已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同时还构建了市、区两级数字化办间的定期交流协调体系。2021年5月，上海公布了首批7家市级示范区，统筹推进“一区一特”，精准定位优势、促进区域聚集。以“五个新城”建设为契机，加快规划、建设数字化先行区，面向未来，深度摸索实践“人—城—产”融合发展模式，全力推进地区内重点场景和优势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金山区作为上海制造业的集中地，与12家企业和部门共同建设“上海湾区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破除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促进企业交流合作为出发点，积极构筑线下应用平台与线上服务平台，促进治理、生活、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各种案例和工具聚集于此，赋能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园区智慧化。截至2020年末，上海90%左右的工业产值都来自各级开发区，上海已基本实现制造业向产业园区的聚集。当前，上海开发区主导产业的聚集度近85%；其中，市级开发区的聚集度为77.67%、国家级开发区的聚集度为92.41%。正由于此，上海必须要积极推进园区智慧化建设。其中，特色园区是上海培育新产业和新技术以及发展“五型经济”的关键阵地，在制造业转型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与引领作用。

      2017年，浙江在全面率先进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致力于创造全新的竞争优势，积极探索改革，创建起由促进要素集约、促进企业聚集、建设产业集群组成的“工作闭环”，同时还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工作机制、指标体系、评价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等，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四梁八柱”已基本搭建。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浙江明确了四大突破口，即通过服务型制造来形成全新业态模式、通过智能化改建来加强行业竞争力、通过品质品牌塑造来提高产业价值链、通过“锻长板、补短板”来提升产业链韧性。比如：通过智能化改建来加强行业竞争力，截至2020年末，浙江全省共计建成263家数字化车间和12家未来工厂，现有11.1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役；“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成功建立运行，共计建成210家工业互联网平台，有超过43万家企业实现“上云”。

      2021年8月，深圳市工信局发布《深圳市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其目标在于加速推动深圳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深圳坚持以工业互联网为根本抓手，以满足制造业场景应用需求为发展目标，促进传统制造业与新型信息技术的全面结合，为“先行示范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强大动能。根据《行动计划》，未来深圳将建设全国领先的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宽窄融合、公专兼顾、云网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10个以上的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构建标识解析生态体系。此外，深圳还将建设3～5个国内领先的跨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至少20个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型、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从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对比来看，浙江作为在全国首先提出进行传统制造业改造的省份，已基本形成了制造业转型的框架体系。上海和深圳作为后发地区，在被国家赋予重任以后，都选择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上海、浙江、深圳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领头羊”，不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还提出了大量先进的发展理念并将其贯彻到实处。对于承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重任的浦东新区来说，应当以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成功经验为“鉴”，积极推动城市定向发展，高质量创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

      （一）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主线”

      通过对比上海、浙江、深圳先进发展理念的成功实践可知，其取得耀眼成绩的背后正是制度创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创建过程中，浦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主线”。

      首先，从开放角度来看，浦东应基于枢纽门户来打造新的开放“高地”。作为城市核心功能不可或缺的部分，枢纽门户在空间规划和发展规划的联通上，存在大量的突破口及发力点。比如：仍处在园区经济状态的自贸区，应打破物理界线，渗透到城区空间内，从而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及跨国投资，应创建高质量的国际社区与全球化城市环境，实现社区发展与城市方略甚至是国家战略的完美融合；对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铁路、港口以及机场等进行统筹管理，打造系统化交通枢纽，促进多网结合、铁空联运，将枢纽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其次，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浦东应进一步加大对城市更新的探索力度。在2015年以后，上海开始进行城市更新工作，试点范围主要涉及已建成的认定版块，采取的激励措施为提供各项公共要素，由于执行程度复杂，缺少监管、财税等方面的配套体系，相较于广州、深圳等城市，上海更新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此外，目前的确仍有大量的地区，由于环境质量不好、基础设施落后提出更新诉求，比如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区、东方路沿线、竹园地区以及新上海商业城等区域的商务楼宇；再如中环线（浦东段）沿线地区，急需推动地区全面转型。以“金色中环发展带”建设为例，浦东可以学习和参考国内外的成功做法去探索出一条具有浦东特色的城市更新道路：第一，参考深圳“就地平衡”理念，在保证空间质量以及环境承载的前提下，加快御桥、新杨思等地的城市更新步伐，加大土地开发力度；第二，学习广州“三旧”思想，对城、厂、村进行统筹规划，促进三林环外区域的更新；第三，借鉴东京“容积率转移”模式，在张江和金桥副中心地区科学统筹居住和商办等各项功能；第四，学习新加坡“优地、优用”经验，借助先进技术充分释放地下空间潜力，在沪东船厂区域更新过程中要展示出滨水空间的重大价值，在垂直空间范围内重新塑造“城—产—人”关系。

      最后，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浦东应不断提高经济密度。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为全国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浦东应积极探索土地市场化改革，切实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其一，摸索实践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不断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体系；其二，采取转型、挖潜及提效等手段，保障新增土地的合理供应；其三，将全生命周期管理思想用于土地管理中，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大轨道交通站点、公共中心周边及产业园区的开发力度。

      （二）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通过对比上海、浙江、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先进理念发现，三地在科技创新方面都有自身独特的规划，由此可知科技创新对城市的定向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在浦东创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时，应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一方面，营造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环境。首先，以标准化程序为蓝本，不断加快服务“集成化”变革的步伐，健全主动服务的制度体系，全面推动数字化政府建设，搭建科创项目服务平台，尽可能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支撑体系，创建快速维权通道，对于现阶段出现的有些科创政策与平行法或上位法互相矛盾的现象，应及时予以清理和整改，建立健全专利导航体制，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院等单位在知识产权保障方面的巨大作用，建构知识产权案件跨境合作机制，为解决涉外知识产权问题提供高质量的诉讼服务，不断加大对科研成果以及科技专利的保护力度，严惩剽窃、仿制以及假冒等不法行为，创建全面保护的法治氛围，撑起科技创新的“保护伞”。

      另一方面，打造立体式科研体系。首先，浦东应重点解决好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两大问题，以科技创新的根本规律为前提，多领域发力营造科创生态系统；此外，政府部门还需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增强城市科研水平。其次，建立完善的科研支持机制；对于该机制，应当以高水平实验室作为根本载体、以科技创新平台作为重要依托、以重大创新团队作为强力支撑。最后，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能级。浦东需要积极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以及资源优势，充分结合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的客观现实，加速创新要素聚集与辐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三）积极推动数字化改革

      通过上文对比分析发现，数字化改革是目前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在浦东创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自身的数字化改革。

      首先，始终秉持全方位赋能的基本原则，建立以数据为根本驱动力的数字城市基本架构。加速创建数字新技术体系和数据新要素机制，深度挖掘利用数字化隐藏的巨大能量，以数字维度赋能城市定向发展。将数据要素作为发展核心，产生全新的生产力以及治理力；将新技术大面积使用作为发展重点，不断提高城市创新能级。基于“统筹规划、共建共享”准则，打牢“数联、物联、智联”的数字城市根基。通过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城市流程重造、规则再塑、功能再造、生态优化，形成新型生活生产模式以及发展道路。

      其次，始终坚持推动系统化改革，促进生活、经济和治理的整体性数字化转型。提高系统集成、综合提升，促进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互相作用、互相协同，系统推动整个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其一，从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来看，注重加强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创造数字经济竞争全新优势；其二，从生活数字化转型方面来看，注重提升城市生活质量，致力于实现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建设更加便捷、智能的数字化公共服务机制，重点处理好“数字鸿沟”现象，创建“高质普惠、随处可见”的数字生活新图景；其三，从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来看，注重增强现代化治理水平，建设智能化、精细化、合理化的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新标杆”。坚持党的引领，以数字赋能社会多元化治理，积极推动群团组织法治建设以及基层治理等各相关领域的数字化改革.

     （四）不断深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经济支撑，在城市定向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上海、浙江、深圳三地的发展实践中。所以，不断深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样是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创建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一，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样需由政策提供指引，不同产业在各个发展时期都应有与其相符的产业政策。首先，产业政策应契合产业发展目标，以产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及时转变政策内容，有次序性地达成阶段发展的目标。其次，产业政策应有效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参加到产业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评价等过程中。政府机构应及时采集市场反馈信息，对政策执行情况展开客观性的调研、分析与评价，并及时进行调整。最后，参考与借鉴发达国家及国内先进城市的成功经验，促进产业政策深层创新，消除产业政策限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多样的政策激励形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全力推动产业集聚。浦东新区在产业集群发展领域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六大”硬核产业保持着高速发展。为了不断优化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浦东还应该进一步建设各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提升集聚能级，将规模优势全面发挥出来。首先，注重发挥各产业“领头羊”企业对于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进而推动核心产业走上集群化发展的道路，构建全产业链中小企业创新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其次，在既定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积极挖掘细分领域的“领头羊”企业，采取特殊激励措施，吸引其落户浦东，复制特斯拉的成功经验。最后，重视培育产业链生态，建立覆盖生产供应链、基础研发以及商业营销等所有环节的生态闭环，聚集高质量资源，实现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

      第三，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现阶段，浦东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地，未来应当以前瞻性眼光来牢牢把握各种新兴产业在浦东发展壮大的机会，为实现浦东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首先，应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发展区块链、人工智能、短视频直播以及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及时制定规划、出台相关政策、分步执行，确保自身在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其次，以新兴产业助力传统产业发展，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借助新兴技术引导的新技术革命，加速模式与业务变革，比如：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将公共数据盘活，进一步加大公共数据整合及开发的保障力度，建立深度学习开放应用平台与大数据开放共享平台，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和现代化水平。最后，构建“孵化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建立覆盖科创型企业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支持体制，在市场化选择体系的基础上，尝试构建集“投、贷、保、奖、补”于一体的财政投入机制，来大力支持处于各发展阶段企业的前进。

      综上所述，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上海、浙江、深圳三地先后被赋予“示范区”“引领区”的历史重任。由此可见，深圳、浙江、上海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而且更体现出其先进发展理念的重大价值。新时代下，城市的定向发展应积极创新先进发展理念，本文在总结分析对比深圳、浙江、上海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高质量创建国家制度创新试验区的先进发展理念，为未来城市定向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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