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开展,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经济增长率连年创造新高,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逐步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1]｡然而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国际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环境逐渐严峻,使我国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有所下降[2]｡再加上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内在周期的约束和国内经济总量的急剧增长,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日益变缓,宏观经济进入到深度下滑的下行区间,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有待转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整体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其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内在条件都在不断发生复杂的变化,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过程难免会遇到困难｡而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为我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人们逐渐意识到增强国家竞争力､创新驱动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迫切需求[4]｡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方面具有先天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同时还具有雄厚的经济总量和巨大的内需拉动,再加之国家制度的不断调整,有利于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然而,在看到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作用｡从这一方面来讲,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资本论》中都有集中体现。针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资本论》不仅创造了经济理论上的新突破,同时也在哲学存在论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其当代价值在于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时代化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建设,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分析《资本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对经济发展的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探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并在《资本论》的指导下探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基本概念内涵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它不仅表明了资本主义从存在到发展再到消亡的规律,还在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做出了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市场与经济运行关系下的国民经济学,其二则是经济环境与经济宏观运行方式下的世界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社会的生产关系列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完美地吸收了传统哲学中的思想精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剩余价值这一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为社会生产原料的私有制和产品的过度社会化,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是周期性､无法避免的｡同时又揭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根本原因,阐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指出其必将走向灭亡的客观命运､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发展态势[5]｡由于当时的人类社会对于经济规律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体系能够充分反映人类文明不同阶段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科斯还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从国际工人运动中汲取经验,并总结归纳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可以说是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资本论》的经济学地位

      生产关系有机融合了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生产关系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系统､全面地分析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著作便是《资本论》｡《资本论》由浅入深､化繁为简,通过表象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其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其也和资本一起成为了贯穿《资本论》始终的经济理论｡《资本论》科学合理地通过分析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因,即资本的产生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资本通过雇佣劳动来获得商品,同时也获得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而生产者只获得了与其劳动力价值相当的报酬,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归属于资本家,资本家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规模｡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降低了劳动力价值,加速了资本的流通｡资本的流通促进了资本的循环｡在生产总过程中,资本分布在经济社会的各个环节中,与各环节的职责相适应,因此其剩余价值也有不同的形式,如利润以及由利润转化而产生的平均利润､利息等属于剩余价值的范畴[6]｡资本和剩余价值成为了《资本论》的理论研究的亮点｡也正是由于充分考虑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观念,《资本论》一书的理论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资本论》的经济学思想就是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合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经济活动分析,首次创造出政治经济学,更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地位｡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趋势 

     科学的理论离不开时代背景的衬托,当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巨变时,在面对外界的种种危机与挑战时,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得与时俱进,进行自我不断更新,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马克思主义表现得尤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现出的是无产阶层的思想,系统详细地总结了人类文明社会发展接替中的经济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适宜性｡当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进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是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进化,其研究方式与手段也都发生了转变｡ 

     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理论实践,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的经济建设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和不断汲取中获得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和世界经济大环境,不断创新顺应中国经济社会的政治经济理论｡二是要深入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使得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高效的发展,不断创造了中国奇迹,并逐渐超越欧洲老牌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总量呈几何级数形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较小。

      2.增长速度总体平稳,主要表现为:(1)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稳中有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呈下降态势;(2)经济效益依旧保持着较高水平,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适应力更强｡ 

     3.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换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虽表现出下降的态势,但本质则是增长动力的转换｡

      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也使得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无法避免的产生了发展问题,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也不断带来新情况新变化,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局面也一直存在,金融风险加大,面临着经济硬着陆的隐患｡物价持续高位运行,就业难变得日益明显,人民生活成本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7]｡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分配依然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这都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影响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为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依靠于政府的基础建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具有较大优势,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能耗高､环境破坏大等问题,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加上中国人口众多,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显,固有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2.产业结构｡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的企业生存更加困难,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产业还不够多,越来越限制了经济的高效发展,中国迫切需要从一个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行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往带来的是淘汰社会个别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全稳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速度｡

      3.经济发展差距｡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原因在于地理位置､文化水平的差异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来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综合来看,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依旧不容忽视,并且短时间内难以解决[8]｡

      (三)影响经济发展的国际因素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组成结构中,外贸进出口占比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外贸业务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进出口业务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为欧盟和美日等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外贸对象的影响[9]｡现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双方互征产品关税,加上其他国家需求疲软,经济形势低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外出口总量,制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能源作为基础,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是能源大量消耗,并且逐年增加,但是由于国内能源储存有限,不能自给自足,需要进口国际能源,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交易波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安全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隐患｡

      (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分析

      《资本论》中提出了经济转型的理论,明确提出转型就是意味着事物发展过程中结构组成､运作模式的不断更新,是一种先进的､典型的､进步的变化[10]｡经济转型涵盖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既有劳动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有增长模式的转型,还包括了资源分配的转型等不同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中提炼出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论述｡通常来说,经济的转型发展主要侧重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适用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从本质上来说,利用增加成本等要素,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以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目前情况来看,两种方式相互渗透,没有严格的区分,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枯竭,集约型增长方式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般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源自以扩大内需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结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11]｡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内需消费强劲有力｡由于受到前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于政府宏观主导下的投资和外贸出口,没有注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忽略了内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2]｡然而即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也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部分因素,其本身还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分析,国内市场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只有主动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合理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本低廉的优势进行分析,调整城乡经济结构､提高劳动所得､扶持创业就业,将经济结构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支撑,不断扩大内需,才会为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动力[13]｡同时,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更加趋于优化,将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的更加完善｡这也从一定角度上揭示出人类文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规律,从而从内部拉动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与此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应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否有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否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三是否有利于满足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的优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

      (三)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

      充分学习领悟《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能够了解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为新的国际贸易掌握相关内涵,总结出国际价值的差异带来的巨大现实影响[14]｡《资本论》具体研究分析了供求关系的作用机理,讨论了生产原料的流通､销售等环节,对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上的支撑｡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加快经济转型和升级优化的基础上,仍然要继续挖掘经济发展的外生动力,以此来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断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多主动权[15]｡ 

     比如，我国通过继续大力发展“一带一路”等相关战略,不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既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理念,又能提高自身的影响力,通过深入交流，从各方面发挥出我国的重要作用｡同时,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企业要不断加强技术改造和革新,进一步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机制来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国民经济从外延型向质量型的发展转变,从而从本质上提高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走向繁荣｡

      四､结语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保持经济高质量平稳增长的发展动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结合中国客观实际情况,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引作用，这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只有通过深入探讨《资本论》的理论指导作用,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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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成进:构建以人的需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基于马克思需求理论的探讨[J].南方金融,2018(11):3-11.

      [15]张方波: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07):82-9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