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规律研究
来源：澎湃号 发布日期：2023-03-31 点击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可知，当前我国城区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共有7个，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天津、成都。首先，从人口规模角度看，7个超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15032.75万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占比为10.65%；其次，从经济规模角度看，7个超大城市的GDP规模均在1.6万亿元以上，其中北京、上海两地的GDP规模已超过4万亿。
超大城市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锋”，不但具备无可比拟的人口聚集优势，而且还有着非常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01内涵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超大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即推进人的现代化。从概念辨析看，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更好发展，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对照“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要求，超大城市建设应从社会、家庭等层面着手推动城市化发展，着重从住房、教育、社保、就业、医疗等方面推进人的现代化。
比如，深圳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票决产生了“2023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涵盖住房、教育、社保、就业、医疗五大领域。具体项目包括：建设筹集18.5万套（间）保障性住房，完成500个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新增20万个基础教育学位，建设10所以上的国内特色高中；新（扩）建3家医院，新增35家社康机构，培育500名全科医生，新增3200张病床。
第二个要求是以治理现代化为主线。将治理现代化作为超大城市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求。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是城市系统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
例如，2022年12月19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天津、成都、石家庄、杭州、海口、济南、雄安、呼和浩特13个城市联合发布了《城市治理现代化北京宣言》，该宣言是国内首个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宣言，发起宣言的城市代表性强、涉及面广，覆盖7个超大城市，涵盖东、中、西部的主要城市，不仅有南方城市而且还有北方城市，这些城市发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最强音。
第三个要求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超大城市应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需求。
首先是全面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比如北京近日提出：进一步深化商圈改造，打造8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充分释放内需，让“消费热起来”；当前，80个试点地区已成功建设1402个便民生活圈，涉及2766个居民社区，涵盖28万个商业网点，服务3200多万群众。其次是坚持走改革这条路。例如上海高度重视改革工作，已连续六年出台关于改革的专项行动方案，其中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任务举措就多达195项。
从目标路径上来看，超大城市在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致力于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创新、绿色、人文”的城市。
（1）建设宜居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建设宜居城市是该思想的生动体现；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宜居城市建设。一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及便捷性，二是进一步完善市政公用设施，三是不断优化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四是推动城市有序更新。
在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比如，上海就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宜居性，上海于2021年就正式启动“千园工程”，即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各类公园1000座以上，且基本建立起“一大环+五小环”的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到2035年，上海的公园数量将达到2000座，基本建成具有上海特点、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公园城市。其中，浦东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引领区，大力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为宜居城市建设赋能。例如，2.2平方公里的滨水公共空间以生态为底蕴，可观、可游、可赏、可玩；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打造22公里慢行系统；12座云桥将沿江各断点紧密相连；根据1公里1处的原则修建了22座“望江驿”，为市民游客提供公共服务设施、休憩场所等。
（2）建设韧性城市
城市韧性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功能的避难、防灾以及应急等层面，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韧性城市建设。一是通过利用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尤其是要实现卫生防疫、防灾减灾、城市内涝治理等若干工程的升级改造；二是从城市规划、建设等角度进行改善，从根本上增强城市韧性。
那么，近年来国内有哪些超大城市曾经探索过“韧性城市”呢？比如：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加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提高城市韧性”，2018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年—2035年）》提出“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2019年发布的《广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年—2035年）》提出“建设安全韧性城市”。
（3）建设智慧城市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蓬勃发展，各式各样的智慧城市应用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一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城市建设和发展；二是要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建设智慧城市，不但能够让超大城市有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而且还能够帮助超大城市有效摆脱“大城市病”的困扰，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快捷的生活。比如：智能停车、潮汐分流、电子交警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拥堵问题，在线注册、自助支付、代码扫描等大大提高了群众就医的便捷度，代码刷卡、实时公共汽车等为人们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4）建设创新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创新城市建设。一是要全面发挥城市创新平台作用，创建良好的创新环境，汇聚大量“用得好、留得住”的创新人才；二是要根据高质量发展的长远需求，参考学习发达国家在创新城市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
目前，我国在建设创新城市方面已展开了广泛的探索实践，截至2022年末，科技部支持建设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共有103个城市（区），在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103个创新型城市包含了全国51%的人口，覆盖全国67%的GDP，汇聚全国85%的R&D经费投入、72%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培育了全国85%的高新技术企业。比如，2023年2月15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分别发布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2》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南京、杭州、广州、武汉、西安、苏州、长沙、合肥和青岛；其中，深圳已连续四次登顶“冠军宝座”。同时，西安、武汉、南京三地也依托自身科教资源集聚的优势，与深圳的差距不断缩小。
（5）建设绿色城市
近几年内，我国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绿地率水平等大幅提高，绿色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绿色城市建设。一是坚持生态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不但需建设普通意义上的绿色城市，同时还需在“双碳”目标实现中起到率先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二是绿色城市建设应当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着手，从土壤、空气、固体污染物治理等层面出发展开整体性的制度设计，主要涉及加快生活生产低碳化进程、加大城市环境保护力度、强化城市生态空间修护等等。
例如，2022年8月24日，青岛市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工作成功通过了“三部委”的中期评估验收，该项目是国内第一个通过验收的试点项目；绿色建筑建成面积多达8286万平方米，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达3800万平方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过72%，远远超过全国40%的平均水平。
（6）建设人文城市
人文城市是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内在支撑，同样还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集中反映；所以，在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人文城市建设。一是保护和传承好历史人文的各种空间及物理形态，二是重视创意开发和创新利用，利用全新的技术手段，制作更多的文创产品。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人文城市，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2年底，我国总共公布了14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个文化名镇、487个文化名村，划定1200多片历史文化街区、确定5.95万处历史建筑。
03重大举措
以上我们分析了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和目标路径，那么超大城市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举措，才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呢？以下主要提出三点建议：
（1）进一步提高超大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全方位、系统化推动超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型、效率变革、质量提高，充分发挥先行探索的作用。
首先，进一步提高城市核心功能。核心功能对整个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和核心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做大做强核心功能，是超大城市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一是不断提高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着重聚集国际资本、国际人才等尖端要素，重点提高贸易、金融等高端服务能级。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积极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主体的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形成若干原创性成果，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三是不断提高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抢占价值链“高地”、把握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以先进制造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四是不断提高开放门户枢纽能级，实施“范围更广、领域更宽、层次更深”的对外开放，致力于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其次，进一步完善城市空间格局。结合生活、经济、安全、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从根本上转变城市开发建设的模式，这是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第一，应科学有效疏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统筹控制城市开发规模及强度，有序疏散专业市场、地区性物流基地、传统制造业等设施与功能。第二，应建设若干交通便捷、环境优美、职住均衡、产城融合的郊区新城。采取引进优质服务资源、加强对外快速交通连接、强化产业支撑等措施，建设功能全面的郊区新城，推进城市“组团式、多中心”发展。
最后，进一步带动城市群发展。构建“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都市圈带动城市群—城市群助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体系，不仅有利于实现超大城市对更广范围资源的配置，而且还有利于加快超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应分类促进城市群发展，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建设全球领先的城市群。另一方面，应深化推进超大城市与周围城市的同城化发展，通过打造便利共享的“生活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高效便捷的“通勤圈”，建设若干现代化都市圈。
（2）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超大城市建设现代化
新型基础设施既是衡量超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标志，又是促进超大城市建设现代化的核心支撑。
首先，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传统基建在居民住房、出行、就业等领域起到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超大城市不仅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而且还需持续完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二者的有机联动。重视传统基建的奠基作用，弥补超大城市现有传统基建的不足；深化推动新基建发展，赋予传统基建旺盛的数字活力，实现超大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发展。
其次，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在制度与物质层面的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涵盖了制度层面的“软性新基建”，而且还涵盖了物质层面的“硬性新基建”，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妥善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是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发挥“软性新基建”在制度层面的规范作用，创建符合当前生产力需求的政策环境，牢牢掌握新基建带来的市场机遇，总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超大城市建设方向。另一方面，发挥“硬性新基建”在物质层面的促进作用，合理利用数字经济时代衍生出的硬核科技，逐步升级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布局融合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
（3）不断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在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超大城市需积极建设新型政府，不断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与根本制度保障。其关键在于：
第一，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需要及时承担市场失灵领域，并且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同时，政府部门还需充分考虑实践要求，深化与企业的交流和互动，系统制定相关法规与政策，精准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政策执行能力。
第二，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构建起畅通的政府与社会互动体系。强化建设民间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在强化权力监督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基础上，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第三，推动先进技术手段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利用区块链、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破信息“壁垒”，防止出现政府治理失效的问题。
04结语
综上所述，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蓝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超大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在人口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超大城市应奋勇当先、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先行者”和“探索者”的重要作用，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治理现代化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根本原则，全力推动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创新、绿色、人文”城市，采取进一步提高超大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超大城市建设现代化、不断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重大举措，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作者：唐坚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