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化改革，为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摘要：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风云莫测的背景下，党和国家作出了“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这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求。201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2年，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由此可见，新时代应当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关键词：深化改革；贸易；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贸易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再度提升，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中国的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23倍。[[1]]近几年内，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不断优化，贸易效益及质量显著加强，在社会进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相较于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对外贸易在创新能力、产业基础以及市场主体等层面依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仍需进一步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作用。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正处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应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向纵深发展，加速培育全新的贸易竞争优势，从而稳步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促进创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整体国力及全球竞争力，实现“双百”目标的根本性需求，同样还是支撑经济全球化及多边贸易体制，以达到“互利、共赢”效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选择。

      从要素自由、有序流通这一层面而言，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破除对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土地等相关要素流通有所影响的制度阻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加速构建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要素的价格市场化机制，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积极执行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将外商投资法律贯彻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外资政策的透明性、稳定性以及可预期性，积极对接世界开放的“新规则、新标准”，从而摸索出更高水平的开放新制度，以确保政府职能转变常态化实行，建立健全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通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高效分配层面而言，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引领，不断促进资源分配的质量改革、动力改革及效率改革，从而推动资源分配的一体化发展。不断加强资源分配的效率，促进国际国内资源集中于优质企业及产品，提升各类资源的运用效率，增强资源贸易的引导效率，从而减少资源运用低效或者资源浪费的成本，推动企业不断转型，合理、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为发展新动能营造良好的环境、拓展全新的空间。此外，更需要采取法治化、市场化措施，推动资源的跨境科学分配。

      第一，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效益。从改善贸易结构、加强贸易效益及质量的角度来看，《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优化国内区域布局、优化经营主体、优化商品结构、优化贸易方式。”稳定的对外贸易不但对于我们国家稳定发展宏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保持、强化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联、化解贸易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处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全面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扩大内需，同时还需稳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三，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构建贸易新平台，拓展贸易新空间。从建立平台机制、充分发挥对贸易支持作用的角度来看，《指导意见》提出：应加速搭建贸易促进平台。举办高质量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此为契机逐渐加强其全球影响力及吸引力；积极拓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等综合性展会功能，打造出大量全球影响力大、名誉度高的国际展会。除此以外，《指导意见》还强调应严格遵循“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积极拓宽贸易空间，通过参加世界经济治理，深入促进区域、次区域间的合作发展。

      4.1当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体态势欣欣向荣

      当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体保持着欣欣向荣的态势。2019年10月份，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变化从降低转为上升，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707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降低了0.5%，降幅与9月份相比减少2.7%。调查显示，10月份出口额为1504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1%，而9月份则降低了0.7%；10月份进口额为12029亿元，同比降低3.5%，降幅与9月份相比减少2.5%，如果进出口相抵，那么10月份的贸易顺差为3013亿元。2019年以来，中国的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从1月到10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5627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4%。其中，出口总额为139840亿元，增加了4.9%；进口总额为116432亿元，降低了0.4%。2019年以来，贸易结构不断改善，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了4.8%，占进出口总额的59.3%，与2018年同比增长1.4%。[[2]]

      在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维持着较强的韧性。近几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进出口额迅速增长，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2019年1月到5月，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为5.02万亿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11.1%，在外贸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1.4%，同比增加了2.6%。其中，民营企业的出口额为3.28万亿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了13.8%，所占比重在50%以上；进口额为1.74万亿元，同比增加了6.3%，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为31%。[[3]]

      4.3 中国贸易伙伴的转变      201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合作贸易伙伴不断发生变化。当前，欧盟依然是我们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东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1月至5月，中国在日本、东盟、欧盟等重要市场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总体贸易水平。这期间，中国与欧盟间的贸易总额高达1.9万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1.7%，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15.7%。其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为1.13万亿元，同比增加14.2%；对欧盟的进口额为7649亿元，同比增加8.3%；与欧盟间的贸易顺差是3695.1亿元，同比增长28.7%。另外，中国对东盟的贸易总额是1.63万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了9.4%，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13.5%。其中，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为9130.2亿元，同比增加12.9%；对东盟进口额为7156.3亿元，同比增加5.2%；与东盟间的贸易顺差为1973.9亿元，增长53.7%。除此以外，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额持续走低。据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为1.42万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9.6%，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有所降低。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09万亿元，降低3.2%；对美国的进口额为3352.7亿元，降低25.7%；贸易顺差为7506.2亿元，增长11.9%。[[4]]

      5.1 深化制度创新，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改革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期，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决定》将以上三种制度整合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给出的全新概括。《决定》中的全新概括，不但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还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契合。未来，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备的分配调控制度优势、所有制优势及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全面发挥出来，从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未来，应深化制度创新，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深化改革党对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制度。通过建立健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体系，系统化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让有关机构强化合作，增强协调、指引，从而拟定出更为合理、高效的行动计划。二是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积极落实依法治国相关要求，通过进一步优化贸易及有关领域的机制体制，为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三是不断增大政策扶持力度。在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要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对于推动发展贸易的动能效能，以增值税变革及立法为前提，不断优化出口退税体制，通过坚持“风险可控、依法合规、商业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倡导各类金融组织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活动，逐渐加强金融服务的整体性、多样性，从而积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和进出口信贷的巨大作用。四是建立、健全贸易领域的风险预防制度。主要包括：加速构建出口管制机制，加强对于最终用途、最终客户的日常管理，进一步敦促有关国家不断打开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不断优化对外贸易调查体制，积极构建出口管制合规体系，高效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深度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探索创建贸易调整援助机制，增强对贸易救济规则的应用水平及能力……通过上述举措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五是健全中介组织及智力支持体系。强化与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组织有关部分及工商业界间的沟通、协作，全面发挥出贸促组织、行业机构在信息沟通、推进贸易、行业自律、构建标准机制以及解决摩擦问题等诸多层面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做相应的贡献。

      第一，“破”。关键在于积极消除无效、低效的供给，将处理“僵尸”企业作为工作重心，通过采取法治化、市场化措施妥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2019年以来，相关部门高度关注去产能成果的强化：从钢铁行业来看，在调控产能总量的基础上，控制优化存量，倒逼落后产能有效加速退出进程；从煤炭行业来看，加快淘汰部分无法满足安全环保质量需求的煤矿步伐，可以加大部分先进、高质产能煤矿的释放力度。伴随各类工作的稳步开展，我们国家已进入到系统性优产能、结构性去产能的全新时期。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继续巩固去产能成果，加速清理“僵尸”企业，统一筹划、稳步推进职工安置、兼并重组低效企业、妥善处理资产债务等相关工作，坚决遏制已经退出的产能再度“复燃”，逐渐加强去产能的协同性及系统性，从而不断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

      第二，“立”。关键在于积极培育新动能，构建要素集中于一体的制度体系，为优化贸易结构提供强劲动力。2019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创新、创业事业快速发展，新技术研发布局不断加速，主要核心技术攻关工作稳步推进。2019年1月至6月，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13.5%、10.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增长幅度则为7.7%。为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应当加速培育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并且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新动能。专业人士指出，应该以中国战略要求及全球科学前沿为中心，尽可能攻关研究大量与全局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位置，并积极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头羊”企业，不断深化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如此才能创建有助于高效分配创新资源，进一步全面激发创新潜能的制度环境。

      第三，“降”。关键在于经过深化改革，减少制度性成本以及物流成本等，以确保中国的实体经济可以尽可能做到“轻装上阵”。自2019年以来，中央政府制定了降低税率、加大涉企收费规范力度等若干与降低成本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为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应当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做出的战略部署，更深层次的梳理涉企行政性收费的现象，通过采取减少普通工商业电价等手段，督促各级政府部门严格贯政策要求，确保降费红利可以真正惠及全民。除此以外，不断深化供给侧改革，还应该根据推进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提出的相关要求，高度重视“补短板”、补弱项，不断优化协调体系，完成好核心项目的储备工作，持续加速推动重大项目的建设进程；不断推动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深化，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地方政府出现隐性债务问题。

      5.3 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深化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税、金融、产业、贸易等政策之间的衔接。”未来，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稳步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首先，积极对接全球外贸规则，深化改革外贸发展模式。2019年1月，党和国家作出了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战略决策；同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邻近港澳的珠海及深圳两个城市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澳门与香港均具备全球认同的开放度，有着灵活、便利的管理制度，由于其处于“一国两制”的体制下，与内地的体制机制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能够参考欧盟国家采用的“单一市场”管理形式，就可以将各个区域或者国家的经济制度置于相同的更大的开放市场当中。另外，还应考虑将珠海与深圳两地当作与港澳体制对接的试验点，积极摸索港、澳体制在内地的实践举措。珠海、深圳两地不仅与港澳相邻，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而且珠海、深圳也有着扎实的产业基础，这样极易与港澳地区产生资源、产业方面的优势进行互补。珠海、深圳作为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阵地，同样具有较为开放的发展理念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因此，国家可考虑以珠海、深圳作为实验平台，积极对接全球外贸规则，深化改革外贸发展模式。

      其次，建立健全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第一，应采取现代化数字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资源对接的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影响。构建“互联网+”服务平台，通过促进信息与资源的共同分享，依靠全球知名互联网平台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第二，摸索、实践加强服务、货物及人员通关便利性的机制。制定主要货物、技术、服务进口目录，对其实施低关税、零关税政策。

      最后，积极探索数字贸易规则，加强全球贸易的引领能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必须抢先占据“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的全球贸易高地，逐渐强化全球贸易的引领能力。在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全球各个国家应紧密结合起来，多拆墙、少砌墙，在贸易领域内加大合作力度。在此背景下，通过制定全球规则、强化贸易合作手段，能够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目前，数字技术日益创新，在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促进下，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新模式、新业态，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新技术催生出的新模式、新业态，需要有关的国际规则对其进行约束，为了确保中国新技术的革新及运用，能够迅速抢占技术创新高地，中国应当进一步强化对数字贸易与数字技术的探索。  

      5.4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严格遵循“共建、共商、共享”的根本准则，始终坚持“绿色、开放、廉洁”的全新发展理念，尽最大可能达到“惠民生、高标准、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发展。

      第二，积极寻找那些有合作意向，以及具备相关条件的外国经济体，加速双边的或次区域的自贸协定构建步伐。现阶段，我国已经和中亚、西亚以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主要指非欧盟国家）之间，均存在着协商、签署自贸协定的可能性。未来，需要强化政策交流，在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率先从双边联合开始探索，而后接着转向以政府为主体的联合探索，在条件齐全的基础上，开启双边谈判。

      第三，已经开启但并未有所突破的部分自贸协定谈判，需要尽快确定落实下来。比如，因为遭受区域动荡及全球市场环境波动等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中国与海湾地区合作委员会（GCC）间的自贸协定，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进行研究、探索，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截至当前依旧没有获得重要突破。海湾国家同样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构成部分，因此，如何强化与“海湾六国”间的政策交流，推动中国与海河会间商签自贸协定，对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对新时代环境下中国贸易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未来，应采取深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并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等措施，从而不断深化改革，为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稳步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