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的中国制度创新
来源: 发布日期:2022-08-17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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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赋予了民族全新的历史使命,更深层次的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全面学习、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视角及相关方法,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中国制度改革及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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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提出,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工作部署,这是我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制度的形式确定其指导地位,是关乎党与国家事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度决策。
新时代环境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地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始终坚持“两个强化”。强化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强化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石。第二,始终坚持高举“旗帜”。意识形态对“旗帜、道路、政治安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举何种旗帜、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在此方面,全党应当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高举“旗帜”,才可以实现“凝魂聚气”的终极目标。第三,始终坚持“真懂、真信”。新时代,应该念好“真经”,妥善处理好“真懂、真信、真学”的问题。要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引,则需处理好“真懂、真信、真学”的问题,唯有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辨别、抵制各类错误思潮的指引,才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理念、立场以及方法等,更好应用于具体的工作当中。第四,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通向真理的“大门”。新时代,应当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当前所做的事情为核心,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逐渐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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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互结合起来,即将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实践等充分融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的指引中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这就需要人们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当认同并且完全接纳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思考、化解问题;其次,在具体应用环节,逐渐将其转变成科学的思想指引;最后,应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逐渐形成满足时代要求的全新理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正是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根本宗旨,从而在不断锤炼磨砺中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我党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摸索及实践,都是以全面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现代化、工业化所产生的认识为基础,以新中国“站起来”为主要基点,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工业化的建设目标来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7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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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充分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所创建的制度。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严格遵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准则,同时还需要依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及时代特点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内涵。深层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最重要的便是以中国实际为主要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40余年的不断发展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众多领域形成了互相联系、互相衔接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完善,不断消除以往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造成的错误决策,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认识。从政治角度来看,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综上可知,要始终将解放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积极发展生产力,从而逐渐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决定》,对于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纲领性的文件,《决定》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完善,将制度优势更加好地转变成治理效能,将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具备国家制度的普通性特征以外,还具有以下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第一,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根本特点及基本规律,是通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制度机制。《决定》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创新,不但符合理论逻辑,同样还满足实践逻辑及历史逻辑,在人类制度文明发展历程中是极其重要的创造发明,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70年来,中国“奇迹”的频繁上演,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理性科学性。
第二,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特性,高度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具备浓厚的人文底蕴,以造福于人类作为目标性。《决定》再次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性的重要反映。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互统一,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科学领导的背景下,中国制度的发展与创新依托于人民,制度执行更是为了人民。
第三,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有着复杂的历史生成逻辑及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五千多年的制度文明与政治文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创新,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文化促进作用,为新时代坚持中国制度自信提供了文化方面的支持。正如《决定》中所讲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制度建设及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传统文化的优异成果,但这不代表要走“僵化、封闭”的传统道路,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与时俱进原则,有一定创新性地进行扬弃,并高度关注学习、参考国际上的部分优异制度成果。邓小平曾经提到:“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学习、参考国外的优异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直接套用国外的制度模式,而应充分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不断发展及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创新性。在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就具备了较强的稳定性,然而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时代在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也在变化。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些不完善的法规制度应当进一步修正定型,那些不满足时代要求的法规制度应及时废除或者修改;伴随“新事物、新技术、新业态、新领域”的大量涌现,应及时建立全新的制度对其进行约束治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创新的动态化发展体系,具备“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内源动力。
5.2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改革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的《决定》将以上三种制度整合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给出的全新概括。这样不但充分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还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契合,全面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巨大优势。这里主要反映为以下四点:(1)以满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所有制体系,推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2)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间的相互竞争,使得国有制经济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不断深化改革,做到“有进、有退”,从而加强其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3)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渐发展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途径,有助于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拓宽功能、增强整体竞争力,有助于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互相促进”;(4)有助于全面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从而确保广大民众可以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其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具有的巨大优势。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建立及发展,有效突破了以往那种“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鼓励各种要素持有者增大投入力度,让所有能够产生社会财富的“源泉”全面流动;不但提倡多劳多得、提高劳动人员尤其是一线劳动人员的薪资报酬,同时还提倡资本、劳动、管理、技术、知识、土地以及数据等相关生产要素由市场对贡献进行评价,根据具体贡献率来确定最终的报酬。这样不仅有助于激励先进、加强效率、尽可能地激发与释放生产活力,还有助于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问题,逐渐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优势。此方面的优势主要反映为将市场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体现出来,充分发挥出政府部门所具备的调控作用。其一,充分发挥出市场奖罚分明的激励作用,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作用,通过价格制度、规则体系以及竞争机制等改善资源分配,在较大程度上加强了资源分配的效率;其二,政府部门不但需要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内起到作用,还应当在严格遵守“公平、正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建及约束市场秩序,全面落实全新的发展理念、构建起现代化的经济制度,稳步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实现更加公平、更加高效、更加高质量的发展。
5.3 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中国化——新型政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建设、发展及完善,充分彰显出我们国家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优势。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其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涵义和重要意义。
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即党领导所有,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广大民众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同样是所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愿、自觉”的选择。大量历史事件表明,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以保证多党合作事业朝着准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才可以实现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多党合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国家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性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也是区别于西方国家多党制、两党制的根本差异所在。唯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才能够得到高质量实行,才能更好的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保障。多党合作,基于共识而建立发展,在近几十年内,这种制度被注入了大量全新的时代内涵,反映出全新的时代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唯有打牢该思想基础,多党合作制度才能够稳步发展。
第三,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有着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通过3个“新就、新在”,全面阐述了我们国家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优势及显著特征,为充分发挥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确定了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派合作,经过“标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途径进行实践检验,可以“广泛、真实、长期”地代表及满足广大民族的根本利益诉求,尽可能地将社会各界的力量吸收进来,全面激发出社会各界参政的创造性及积极性。我们国家的新型政党制度具备政治参与、社会整合、利益表述、维持稳定、以及民主监督等诸多功能,充分体现出协调利益、人民民主、高效集中、稳定政局以及政策衔接等众多优势,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与广泛性。
第四,民主党派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性职能为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工作。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联盟”,到后来的“劳动者政党”,再到改革开放执行后形成的“两者政治联盟”、“参政党”以及“三者政治联盟”等,民主党派的地位在不断发展中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将民主党派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特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融合,从而使民主党派具有更加显著的政治特点: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是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四是始终彰显广泛性、进步性和统一性。2015年9月,中央政府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确定了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从更深层次优化了民主党派的职能,这是对多党合作相关理论及实践做出的重要创新。从以上论述,可以充分认可民主党派所作出的贡献,为民主党派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效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结论
新时代新时期,要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未来,中国制度创新应当注重以下几点:一是以经济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二是以政治制度创新推动政治改革;三是以社会制度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四是以文化制度创新促进文化繁荣;五是以党建制度创新推动党建发展;六是以生态制度创新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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