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角辨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
来源： 发布日期：2022-11-08 点击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追求和睦”的国家，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底蕴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含“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以及“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的“天下”情怀。在2018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恰是在传承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独特智慧的前提下，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化全球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各国与中国的沟通及合作，从而建立起“大同世界”。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和合”
1 引言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发表了主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不仅体现出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而且还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心愿，是中国引领世界文明发展、实现“世界大同”的全新“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回应时代需求、符合历史潮流、集聚各国共识，绘制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蓝图。
2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中华文化底蕴
2.1 文化起源——天下观
“天下”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词汇，是中华民族世界观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天下观的基本结构形成于商朝时期，即将天下划分成“中央”与“四方”两部分，通过先秦的“百家争鸣”，天下观日臻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地理角度看，“天下”是指中华大地，古人由于受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仅可观察到其生活的地方，自然而然也就将中华大地看作是全“天下”。此方面的天下观正是中国古人最为朴素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是“天圆地方”的。
第二，从人心角度看，“天下”不仅是指土地，而且还指的是生活在此片土地上的人的心理。中国古人始终将民心作为天下治理的前提，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且，天下观还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古时的民心并非纯粹是以人种来区分，更多是以文化认可程度来划分。
第三，从政治角度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的本质是儒家思想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统称，该天下观具有较强的政治因素；其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创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包括古人所设想的理想化政治秩序，即创建“仁爱、有序”的社会、最终实现“天下大同”。
2.2 文化底蕴——“天下大同”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终极追求是实现“天下大同”，其关键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也是儒家“仁”思想的归宿。
第一，“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即儒家思想倡导的“大同社会”。而此类“大同社会”中最关键的要素为“天下为公”，也就是将天下视作人类共有的，提倡“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该观点与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高度契合，说明该理想社会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
第二，“协和万邦”的天下一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倡导的是国家友好交往、民众和睦相处。“协和万邦”思想出自《尚书·尧典》，是为了能够实现与各国间的友好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儒家思想“由家及国而天下”的发展路线内涵着对整个世界的济世情怀，中国的历史发展始终追求的是“天下一体”。
第三，“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天下观在“大同”中有着不同的体现，追求实现“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所追求的是条件完全相同的“大同”，认同矛盾的客观存在但不限制于矛盾，从而实现矛盾的互相融合，反映出相对统一的趋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同之道”既秉持着“和为贵”、又具备较强的包容性，在“和”的前提下承认“不同”，充满着最朴素的辩证思想。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天下大同”观念的历史逻辑
3.1 “天下为公”的价值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对“天下为公”价值观与“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天下为公”是以“私天下”为基础而形成的，在古代具备一定的进步性，在近代甚至现代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逻辑。“仁”不仅是一种理念，更加是“天下为公”的集中反映。“仁”蕴含着多种不同的含义，孔子对“仁”解释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由于“仁”，由此可知“仁”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唯有与“仁”相融合，才会走向“正道”，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仁”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个方面又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施仁政，维护天下人的权利、尊重天下人的生存，反映着“大同”社会的价值追求，彰显着“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倡的发展权和生存权高度契合。
3.2 “公平正义”的治理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政治方面高度尊重各国民众自主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文化方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原则，在经济方面倡导“共享、共赢、共同发展”，以上种种无不彰显着“大同”思想的“公平正义”理念。“大同”思想不但从讲信修睦层面确保“公平正义”，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在积极履行“公平正义”。其一，高度尊重生存权，在“幼、壮、老”各自相应的成长轨道中均可全面发展，“矜、寡、孤、独”等弱势人群都有所养；其二，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通过缩小各阶层间的差距以保持社会公平。
世界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南北”矛盾显著，是世界局部冲突不断出现的根本成因所在。“公平正义”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原则之一，放之现代社会同样适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创建合理、公正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助于世界局部冲突的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公平正义”的治理逻辑，奉行法治精神，通过强化涉外法律工作、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机制以确保“公平正义”，进而推动国际问题的有效解决，加强全球治理。
3.3 “和而不同”的文化逻辑
“和同之辨”最早出现在西周末年，古代先贤们认识到当时最主要的弊端便是“去和而取同”，并且意识到事物的发展应当恪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理念，唯有承认各种事物间的和谐才可以实现更好发展。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君子与小人产生分歧的根本就是“差异”。《道德经》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认为“对立”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状态，然而“对立”并非各种事物间仅存的联系，“对立”的事物间通常还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的，乃至在特定环境下还可转化成其他事物，事物间即使存在“对立”关系，而并不会对“和”的追求造成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和而不同”的文化逻辑将所有国家凝聚起来。“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又有着世界性的价值意义，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创建在“和而不同”前提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文明的多元化，各种族及文明的存在不但不会对人类的共同发展产生影响，甚至会通过各种文明间的相互碰撞而产生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火花”。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4.1 对“天人合一”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优化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当今全球生态问题的有效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还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说明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逸周书·文解传》提出：“山林非时不升斤斧，成以草木之长。”倡导应顺应天道，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荀子·天论》中的“致天命而用之”思想，倡导人类应当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全面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得盲目地服从自然。“天人合一”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是高度一致的，人类的各种实践与大自然的基本规律间具备协调性，人类的行为不得违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尊重自然。不管是人类的实践还是自然的发展，都应该有长远的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对中国优化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创新性发展，科学发展自然、利用自然，也就是在造福于人类本身。
4.2 对“协和万邦”政治观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思想提倡“亲仁善邻”，坚决反对以武力和暴动来化解国际关系问题。《礼记》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倡导的是将“和睦”“诚信”当作选任贤能的关键标准；从国家角度看，即国与国间相处应当注重“和睦”“诚信”。《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提倡应尊重依次渐进的规律，以宗族治理为起点，通过国家治理而实现“协和万邦”。道家曾经以“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来描绘战争引起的恶劣后果，反对以战争形式来处理问题。即使道家和儒家对国际交往问题的阐述有所不同，然而其关键思想均是反对战争，此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国与国间应当建立起和平的伙伴关系，此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政治观。“协和万邦”放到当下来说便是通过调节各方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互相合作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他国时曾多次提出“和”是实现全球和谐发展的重要渠道。除此以外，习近平总书记还通过借用当地的谚语强调国与国间唯有坚持“和合”才可实现共同发展的观点。
4.3 对“义利合一”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基所在，经济全球化的最终成果就是世界各国构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这已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各国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应远远超过其存在的分歧，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在各国保持自身独立的基础上互相理解、互相依存、互帮互助，才可实现共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合一”的义利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观意义。古人所讲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中国传统“义利合一”义利观的重要反映。“义”是手段与条件、“利”是目的与结果，两者间是递进的关系，“义利合一”是该递进关系作用的重要结果。因此也就有“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因此可知，儒家思想倡导“义”的目标就是通过“礼”来为“道义”提供支撑，“道义”是实现利益及平衡利益的重要基础，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国家富裕且惠及普通群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以义当先”“义以生利”，世界各国的利益冲突及利益追求应该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合一”义利观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而且还对物质利益关系和道德标准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取得利益的基本条件就是符合正义。因此古语有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利观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是乱世还是盛世。如何在日益繁杂的全球各国利益关系间寻找到利益交汇点与共同点，“道义”是首先应当遵守的原则，唯有这样，世界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考虑整个人类的问题，打破狭隘国家利益观的局限，是国际关系趋于公平、合理的重要基础。全球治理面对的方向迷失、发展缺位等各种困境，其根本成因就是缺乏正确的义利观。要想实现全球各国的共同发展，重点在于各国都具有“义利合一”的义利观。
4.4 对“人心和善”道德观的继承与发展
“人心和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道德准则。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就针对人的本性开展了大量的思考，涌现出“性恶论”与“性善论”两种完全相对的观点。其中，“性恶论”强调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而其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而消除的，从反面激励人们去恶成善；“性善论”强调人性本善，期望通过承认人的善良本性，从正面激励人们自觉向善。由此可知，二者均是以“善”作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大部分古代思想家都将“善”当作自身的追求目标，比如孔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持续弘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光明美德，让人们可以经过学习，去污而自新，达到“至善”境界。为了可以实现“善”，孟子曾提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有“仁德”的人才会呵护别人，懂“礼德”的人才会尊重他人。只有人做到“人心向善”，才可以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天下太平”，最终建立“大同世界”。
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5.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风向标”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但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高度重视对西方文明有益成分的汲取，既具备显著的中国特色、又由于兼具各种文化价值理念而形成世界特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风向标”，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平等对话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文化对话沟通的道路。在人类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及发展了各式各样、各具特点的多样文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先贤就已经认识到万物各具特色的道理，不管是中华文明、又或是其他文明，均是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属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隔阂”。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非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因为多样文化间缺少交流、沟通和交往，很难打破狭隘“文化圈”的限制。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各个文化体长时间的自我封闭，各种文化间就会形成沟通“鸿沟”，同样无法维持本身的发展活力，最后则会缺失掉自我更新的创造力。文化对话及交流是消除文化“隔阂”最为有利的手段与途径，唯有对话才可以做到“相近相通”、唯有交流才可以做到“相得益彰”。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在其著作《中西文明比较》中提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所有国家的民族摒弃以往的偏见与成见，坚持“包容开放、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原则，消除各个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隔阂”，促进各国文化的融合发展。恰是由于各国多样文明的互相对话、交流，才可实现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文化包容开放的道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明具有包容性的特征，人类文明正是由于包容才具备交流互鉴的动力。中华文化是兼具包容和开放的文化，在自身主体根基形成的同时，吸收其他文化有益的成分来壮大自己。外来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从“丝绸之路”的打通到佛教的进入、从长安流行的胡舞胡乐到元代的改治新历、从郑和下西洋到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直到近现代，“五四运动”将始源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且迅速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后成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重任，并且不断推出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各类文化间有着更多的接触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加是开辟了文化包容开放的道路，推动人类文明更加多姿多彩、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推动文化共荣，推进各国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创新思维模式，消除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隔阂”，去除由于文化差异、文化误解等因素而造成的交流阻力或者障碍，深化各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促进全球化向着更加“包容、开放、平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5.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多边舞台上深度阐明各国“命运与共、利益交融”的全球化态势，不断释放出中国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坚决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信号，为全球注入信心，在后疫情时代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发展的层面提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从发展态势角度看，目前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全球分工体系不断发展变化，国际价值链正重新塑造，这些均赋予经济全球化以全新的内涵。“反全球化综合征”的治愈，应当始终坚持以创新为源驱动力，构建极具活力的增长方式；坚持“协同联动”原则，塑造开放共赢的合作形式；遵循“与时俱进”准则，构建合理公正的治理方式；始终坚持“公平包容”原则，塑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坚持”，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标本兼治的“良药”。
目前，世界各国依然深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困扰，各国“抗疫情、保民生、稳经济”的道路仍然很漫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样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众多世界组织发布的报告都提出，中国经济的“回暖”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新动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讲道：“中国经济正增长对世界经济是一个积极推动力，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尤其重要。”历史进程是检验真理最好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怎么了”等关乎人类未来、困惑国际社会的重点问题作出的精准判断，不断被历史进程所验证，同时跟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体现出其深刻性及科学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在破解世界之问、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起到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3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源动力”
2021年1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在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摈弃意识形态偏见、克服南北发展鸿沟、应对全球性挑战是当今时代四大课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必须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线，将全人类看作有机整体，是全球各国人民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理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荣损相依、安危与共、权责共担、合作共赢”的整体意识，是应对目前全球面对的各类国际性挑战的“中国方案”。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自身便是在弥合世界发展赤字的重要行动；除此以外，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同样为整个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全球共同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源动力”。
首先，从发展理念角度看，中国提倡且积极实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将共享发展当作发展的最终归宿。共享发展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注重共享思想，实现国家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建设成果的全民共享，逐渐实现从不均衡发展转向于均衡发展、从不均等受益转向于均等受益，进而使得全民在共建共享过程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其次，从国内行动角度看，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现有扶贫成果的前提下，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通过8年多的艰苦奋斗，在2020年中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按期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面加强世界减贫信心，为加快世界减贫及发展步伐贡献了中国力量、智慧和方案。
最后，从国际合作角度看，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稳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以发展为根本导向的全球合作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得到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广泛关注。截至当前，中国已经与31个世界组织、140个国家共计签订204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文件。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并未停下脚步，体现出强大的韧性。海关总署2021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规模达9.37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1%。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达159.6亿美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24.9%。这些逆势增长的数据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是“务实有效、多元开放”的全球共同发展平台，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6 结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惠及全球。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发表演讲的4年多以来，世界形势不断变化，国际挑战日益加大，人类社会面对着重重危机。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各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严重威胁全球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甚大，更加使人们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天下大同”观念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主要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逻辑、“天下为公”的价值逻辑、“公平正义”的治理逻辑；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协和万邦”的政治观、“义利合一”的义利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引领世界文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等方面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全球各国应当承担起历史重任，以“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理念，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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